眼前的刘先林生动而平实。他说话声音很大，语速很快，说到兴奋处还会挽起袖子。

    ７月２９日，在这间被人们称为“车间”的“院士办公室”，刘先林向记者敞开心扉。

    走近刘先林，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有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有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良知，一位科技工作者沉甸甸的爱国情怀。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走出刘先林的办公室，这首动人的旋律一直在记者脑海中回荡，久久不能停息。

    “我不特别，就是架子小一点”

    背景：刘先林颠覆了许多人对院士的看法。有人说他像农民，有人说他像工人。从他身上人们能找到许多科学家共同的东西，但更多的是发现他有太多的不同。

    记者：有人说您是院士但不像院士，也有很多人觉得您跟别的科学家不一样。您觉得您自己特别吗？

    刘先林：我不特别，就是架子小一点，比较随意，不修边幅。对于很多形式上的东西不以为然，比如一些称号，获得什么奖，甚至于得到多少报酬。就是一心做自己有兴趣而且是急国家所急的事情，并且要达到目标。

    别人很重视写书，发表文章，我觉得这都是中间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你需要把科研成果做出来，然后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对中间的一些过程都不是很在意。

    “微笑是我成功的原因之一”

    背景：笑是刘先林的“招牌表情”。顺利时他爱笑，不顺时他也爱笑。人们被他的微笑吸引着，感染着。

    记者：您很爱笑。

    刘先林：从小我妈就说我一说话就笑，一跟人打交道就笑。微笑可以说是我成功的原因之一。比如课题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会说一个笑话，让大家哈哈大笑，之后再投入工作。

    微笑可以使同事之间关系更融洽。科研团队绝对不容许有一点点裂痕。科研好比爬山，即使是坚如磐石的团队都未必能爬上去，有裂痕肯定完蛋。

    记者：您是怎么做到让团队“坚如磐石”的？

    刘先林：我首先是自己带头干，不是光指手画脚。有经济利益，按贡献大小分配。遇事商量着办，不是非要按我的意志办。如果有些人提出想法，我尊重他的想法，可以试，不搞强制性指挥。不论年龄多小，我都说“请你……”所以大家都觉得跟着我干有希望，一定能成功。

    “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背景：长期以来，我国的精密测绘仪器基本依赖进口。刘先林几十年来矢志自主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结束了我国先进测绘仪器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大大加速了我国测绘从传统技术体系向数字化测绘体系的转变。

    记者：很多仪器可以买，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力气去自己搞？

    刘先林：我们的国家很大，对仪器的需要量也很大。在没有做出自己的仪器之前，国外产品的价格水分很大，利润很高。全部靠引进来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大国是说不过去的，也是很危险的事情。不管是从经济的持续发展看，还是从国家的安全考虑，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现在有一种习惯势力，什么都是国外的好。测绘行业中的航测领域，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设备逐渐都被国产的代替了。这个例子证明，中国人可以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子。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走出自己的‘象牙塔’”

    背景：科研成果不能应用到生产实践，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界和科技界。

    记者：您认为科技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什么？

    刘先林：科技工作者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要追求真理，不能把眼光放在钱上面。

    科技工作者应该走出自己的象牙塔，走出高楼深院，到生产中去，到企业中去，跟他们相结合来搞自己的科学研究，过去的科学研究习惯要做一些调整。

    科研的题目要选对了，要是生产中急需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嘛。同时在研制中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而是要不停地创造。更重要的是，课题通过鉴定，走出实验室之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把它产业化。

    “我是战术科学家”

    背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代表着我国科学和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学术水平，享有崇高荣誉，许多院士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科学家”。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的院士身份？

    刘先林：院士不是职称，而是一个荣誉。与其给年纪大的人对他一生的工作给予肯定，还不如拿这个称号来激励他在有生之年再做出一些贡献。所以我一直主张院士要选年轻人。

    很多院士站在战略的高度经常为国家发展提很多的建议和意见，可以称之为战略科学家。我在评上院士之后在科研成果上做得比较好，但在战略思考上我比他们差得多，所以我自称不是战略科学家而是战术科学家，主要想集中有限的生命再做几项科研成果。

    记者：您认为中国更需要战略科学家还是战术科学家？

    刘先林：战略科学家显然不需要太多。战术科学家因为要做具体的事情，面很宽，需要的量大。

    我从战略高度提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做具体的事情，做具体的一个仪器，一个设备我就比较在行了。所以我把自己称为战术科学家。

    好多科学家既懂战略，也懂战术。不是说战略科学家只会动嘴，战术科学家只会动手。我认为国家需要一部分站在战略高度为国家科技战略着想的人，但更需要脚踏实地做出一些成果出来的人。战略科学家的比例我觉得有１０％就足够了，最好９０％都是发明家，这样我们的发明、创新不就多了吗？如果大家都动嘴皮子，都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我认为是会出问题的。

    “算不上好丈夫，好父亲”

    背景：即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先林也常接到老伴打来的电话，听老伴“唠叨”如今已成为刘先林每天的“必修课”。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好丈夫、好父亲吗？

    刘先林：爱人身体不太好，每天都要吃安眠药，否则睡不好觉，一睡不好觉就容易发火。她承担了家庭所有的担子，我很理解她，她再发火我都不生气。在家里我什么都听她的，出去吃饭都让她点菜。

    过去对妻子照顾得很不够，有时会对着吵。有一次我在广州出差，４０多天都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回来后她几乎人都不认了。从那以后，我在逐渐地改进，把她照顾好，让她生活得愉快，不至于孤单，尽可能多陪陪她，出差尽量少一点或者不出差那么久，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甚至于有时候她在儿子家住，我也要给她打电话，不听她唠叨半小时都睡不着觉。

    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很不放心，为了不影响儿女工作，更好地照顾她，现在我出差经常要带上老伴。但是我始终坚持一点，老伴的费用一定是自己出，坚决不能让别人“买单”。现在她情绪挺好，别人都说是我的功劳，调理得好。但我不能算是一个好丈夫。

    别人是严父慈母，我们家反过来：母亲严厉，父亲温和。我对孩子“爱”得比较多，算不上好父亲。

    搞科研要“向厨师学习”

    背景：刘先林提出搞科研要向两种人学习，在创新方面向音乐家文学家学习，永远拿出新东西；在产业化方面要向厨师学习，做出来的每顿饭都被吃掉。

    记者：搞科研为什么要向厨师学习呢？

    刘先林：如果把科技人员比作厨师，科技人员的产品就是科研成果，厨师的产品就是一顿饭。厨师的产品９９％都是要被人吃掉的，但科技界的产品，经常是找人来品尝，说这顿饭做得好，有国际先进水平，然后这顿饭就进了档案柜，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科研成果做出来就要把它用上。如果厨师做出来的饭一辈子都没被人吃过，这样的厨师是不可思议的。可是科学家做的成果一辈子没被用上的还不少呢。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的“厨师”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您希望您的学生学习您什么？不要学习您什么？

    刘先林：希望他们能把我的优点发扬下去，就是做一个正常的“厨师”所作的事情，就是所做的科研成果一定要能够得到推广和应用。

    我个人喜欢直奔主题，对中间的事不太在意。所以成果很多，文章很少，基本上不写文章，这也是一个缺点。希望他们克服这个缺点。

    记者：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刘先林：最大的快乐就是把成果做出来，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市场的认可。

    成功贵在坚持

    背景：刘先林曾形容科研工作要历经“百起百落”，也曾形容科研工作是“在地狱里爬行”。

    记者：您曾说过科研工作是“百起百落”，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

    刘先林：科研道路上会遇到很多拦路虎，每一只拦路虎都有可能使人产生放弃的念头，很多吃不了苦的人就会放弃。

    科研要走到最后首先是要坚持，要有足够的意志。只有坚持下来才可能有技巧，有直觉，有形象思维，有奇思妙想的方案。科研工作很艰苦，经常很苦恼，而成功的喜悦很短暂，紧跟着还是苦恼。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有足够的意志坚持下去。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比如对成功喜悦的期盼，要有创新的兴趣，喜欢冒险，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等等。我喜欢冒险，有山路不走平路。有一次在绵阳爬山，很陡，上不去下不来，下面万丈深渊。后来正好摸到上面有一个树根，就爬上去了，上去就是山顶。要自信，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有时只是方法还没有找到。

    我把成功比作快要出生的儿子，在失落时经常能看到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向我招手。

    我当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时，一批新人要来，人事部要我讲话，我对他们开玩笑说，“科研工作很辛苦，祝贺你们来到了地狱门口。科研工作是在地狱里爬行，不仅如此，而且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一不小心很可能会被扣在地狱里。但是能够背着这口锅走出去的人，是最能够坚持的人，是意志力最强的人。走出地狱就是一片光明，那时成功的欣喜是不可比拟的。”

    国家的支持“终生难忘”

    背景：刘先林心疼钱，尤其是心疼国家的钱，主张“花小钱办大事”。刘先林的多个项目得到政府的扶持，刘先林感动的也是国家关键时期的雪中送炭。

    记者：您曾说过您的科研工作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在这些支持中，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刘先林：我们的项目在立项的时候经常得到政府的帮助。科研过程最困难的是把科研成果推广到行业中去。在推广ＪＸ—３解析测图仪的时候，政府和主管部门给予我大力的支持。当时大家用外国仪器用惯了，突然转到中国仪器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国家测绘局给了一个政策，买国产设备，测绘系统给予一半的配套投资，这样花１８万就可以买到３６万的仪器。这３６万的仪器如果从国外进口就要花二三百万。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它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从全部用进口设备改成试用国产设备。这条路一旦打开后，路子就越走越宽，一直到现在，国产仪器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今在航测领域国产的设备已经占了９５％以上。

    “党员知识分子要带头自主创新”

    背景：刘先林１９５９年提交入党申请书，１９８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四大代表，获得“全国测绘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多种荣誉称号。

    记者：您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刘先林：我们这个团队党员比较多，工作中的骨干都是党员，大家都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中国的创新事业任重道远，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得了的。几千年来，中国比较重视人文的东西，不重视技术的东西；总是学习别人的东西，没有创造自己的东西。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才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主要落在知识分子身上，作为党员知识分子要带头自主创新，不要带头只搞引进。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我认为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拥有７０００万党员这么庞大的队伍。

    爱国就是把国家建设好

    背景：刘先林曾多次拒绝到国外去工作和定居的邀请。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人争气。我不但证明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而且要证明中国人在国内干，也一定能够成功！”

    记者：如何理解爱国？

    刘先林：我很爱国，我深信大部分科技工作者也都是爱国的。我在看报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消息是什么？是有关中国正面的消息，正面的评论，从这点反映出我可能比较爱国。比如我们的钢产量现在是全球第一，我们的铁路、公路里程也接近全球第一了。这种消息特别爱看，看了心里特别高兴。

    现在这类消息越来越多了，我又开始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占了世界人口的１／４，什么时候我们制造知识的比重也能达到１／４？而哪怕达到１／１０也是很任重道远的，这是真正的爱国者的深层次思考。

    看到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东西，我有时很痛心，我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所造成的，因为这些设备你自己做不出来啊。你不能怪领导，领导要搞生产必须买。责任就在从事科研的科技工作者身上，所以我就奋发地去搞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