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称作“隐性监督”的制度，在江苏泗洪县已推行了半年有余。去年7月，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泗洪纪委称此举是为扩大群众监督路径。当地官员称被许多

    双眼睛盯着“如履薄冰”。而当地纪委官员认为，“如履薄冰”恰恰是隐性监督的成果（3月5日《新京报》）。

    其实,“便衣”监督官员并非新生事物，并且已被境外反腐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屡试不爽。2004年中秋前夕，因收受区区800美元副部级官员丢了乌纱帽，在中国可算新闻，在韩国却纯属正常。之前52岁的韩国农林部次官(副部长)金周秀与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公干，农民协会干部金某提着一个纸袋进入金周秀办公室，一会儿空手离去。这一过程被稽查人员看在眼里，他们随后突查金周秀办公室，发现了金某拿来的纸袋里装着12个高尔夫球，并从金周秀上衣口袋里找出一个装有100万韩元现金的信封。金周秀没有想到，他的官运竟栽在了一笔并不起眼的节日礼金上。无独有偶，香港廉政公署也有类似出奇不意出奇制胜的监督“偏术”“绝招”。

    老实说，就当下腐败高发的严峻现实而言，招募“便衣纪检”监督官员可谓剑指监督机制技术“软肋”。还是以韩国说事，农民协会干部金某提着一个纸袋进入金周秀的办公室，一会儿空手离去。这一细节再平常不过，放在中国是没人将其当成一回事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马克思语），韩国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其设立了专司监控职责的廉政稽查人员，使“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其厉害之处还在于，“捉贼拿赃，捉奸拿双”，对作奸犯科者当场生擒活捉拿下，未给其留下半点喘息的时机和串供销赃的空间。相形之下，中国在制度设计上则明显相形见绌，我们虽有专司监管的纪检监察部门，却无专司实时临控的稽查人员。我一向认为，监控乏术必然招致监督“死角”、“盲区”，监督乏力缺位，再好的制度也是“聋子耳朵，做做摆饰”。制度设计差别带来的是临督作用相异，我们只能事后被动监督，人家却能事中主动监控。实践证明，人家的监控效力明显优于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招募“便衣纪检”可谓硬化弥补了中国现时监督技术的“软肋”漏洞。

    谁都知道，监督是反腐的关健环节，好的监督机制技术能产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事前防御作用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事中事后威慑作用。相反，光有监督决和监督心规定，而在监督技术上缺少类似“便衣纪检”之类出其不意出奇制胜的“绝招”，则监督效果必然不能令人乐观。以节日腐败高发期的节日反腐为例，韩国人同中国人一样重视中秋节，也习惯于节日向亲朋好友送礼，节日反腐自然成了有关部门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在“人之常情”、“礼尚往来”与借节行贿、变相腐败之间分清界限、界定性质，如何在技术上实施对官员的实时监控，如何充分发挥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惩戒作用等等，对防范和保障国家公务人员廉洁性不受侵犯、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廉洁政府至关重要。现下国内少数地方之所以出现“年年岁岁禁相似，岁岁年年腐不同” “屡反不止”“前腐后继”怪圈乱象，冷静反思一下，谁能说我们的监督机制技术已无“软肋”？

    招募“便衣”监督官员事实上也顺乎民意合乎民心。泗洪县纪委党副风室主任高学升是该制度的首倡者，并全权负责设计和操作。对于此“创意”的由来，他称2008年初中央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监督”，而泗洪县纪委组织退休干部座谈时，发现群众对官员监督热情很高，但他们提出了监督机制需改善，监督的载体和渠道较少等问题。高还称，招聘启事播出第二天，他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成了热线，这令他十分意外。毕竟监督员没有工资且有被报复的危险。随着报名者不断增多，高学升不断强调没工资，但“许多报名者说，要是图钱，就不来做这个”。更为可喜的是，“便衣”监督官员立竿。“黑暗中有一双，不，或许很多双眼睛在注视监督你，随时可能举报你，不知何时就被纪委盯上了，如今我们如履薄冰。”2月15日，泗洪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如是说。因此我认为，招募“便衣”监督官员值得总结推广并上升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