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岁将尽，万里未归人。”这是因谈春节归家团聚的话题，想起的小时候读过的两句诗。可见一年除旧迎新之际，对于漂泊在外的人们来说，回家是永恒的主题。

    然而，在古代，从生产规模上来说，中国是小农经济；从社会组织来看，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那时最高的道德就是“孝”，“孝”的精义就是在父母膝下承欢，孔子就教导人们“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客观上人们很少有外出流动的必要，内在缺少一睹外面世界精彩的冲动。因此，在没有战乱、没有大的天灾人祸的正常时期，人口就不会有大批量的流动，更不会出现像当今一样的大规模春节返乡的人潮。

    那时，社会上正常流动的人口是少量的，他们大多是：求学或游宦的士人，流通有无的商人，为国家服军役或徭役的民众，和一些脱离宗法网络控制的游民。这些漂泊在外的人们时刻在想念着家，特别是在岁末年关之时，这种思念更是刻骨铭心。《诗经·采薇》就有“曰归曰归，岁亦莫(同“暮”)止”的诗句，这种慨叹在全诗中反复出现。然而，军人以保卫国家为职责，侵略者没有赶跑，只好坚持在岗。

    春节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把它固定在一年岁末，就是因为，此时农活已经完毕，有了余暇；稼穑皆已归仓，有了物质基础。人们此时要祭祀祖先和各路神灵，感激他们的保护；也要慰劳一下自己，舒解一年的疲劳。于是与家人团聚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习俗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形成了。《诗经·七月》中写道：“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堂”是家族公用活动场所，全家族的人们端着酒杯，在这里共祝新年的到来。

    既然与家人团聚已经成为过年的传统，不能回家的人自然就会产生孤独感、漂泊感。艺术家、诗人把这些情感浓缩为咏叹，从三千年前一直唱到现在。这些作品里面充斥着怀念、向往和不能实现的惆怅和哀伤。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七十三岁了，妻子儿女都在一起，但生活在颍州，远离家乡，到了岁末，他就感慨；“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归人。”

    其实，这些哀叹也是一种对情结或压力的纾解，人们从抒发中可以获得解脱。这里我倒愿意说一个别样的岁末还家的故事。去年除夕，孩子还在国外学习。我和老伴以烤白薯消夜。妻说，哪有大年初一吃白薯的，我说，有啊，我给你讲一个过年吃白薯的故事罢。

    1960年代初，文艺演出很活跃。有福建某剧团进京调演，演了一出《三家福》就是写吃白薯过年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位乡村塾师姓苏，辛苦一年，挣了二十两银子准备回家高高兴兴与老伴过年。不料，走到半路，碰到一位妇女正要投河自杀，苏老师赶紧把她救了下来，一细看，原来是同村的船工娘子。苏老师开导她不要投河，船工娘子哭诉说不行，丈夫出去一年了，渺无音讯，家里欠了人家许多债，债主天天催讨。丈夫可能死在外面了，她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家。苏老师赶紧安慰她说，船工大哥还在。娘子不信，苏老师为了使她相信丈夫还在，就说船工大哥托他给娘子带平安家书来了。娘子高兴了，问信在哪里？老师装出摸索包袱、找书信的样子，最后遗憾地说：“忘在学堂了。”娘子又哭了，认为老师是哄她、欺骗她，还是要跳河。苏老师没办法了，赶紧说，大哥还托我给你带来银子呢！娘子转悲为喜，急着说，苏老师，你怎么不早说，赶紧把银子给我吧，我要还债、买年货过年哩。老师拿出自己一年的束脩，一块银子——二十两，也不能当面切割，一下子都给了船工娘子，他只好两手空空回家了。

    苏老师的老伴也在等他拿钱回家办年货，没想到老头什么也没拿回来。不过老太太也很善良，为老头救了一条人命而庆幸。可是过年吃什么呢？岁末寒冬，当地只有白薯生长，老夫妻俩就想到地里偷点白薯，以渡难关。傍晚，二人拿了口袋先到土地庙，向土地神祷告，问土地神自己是否能偷点白薯充饥？祷告后，苏老师以掷珓子方式占卜，如得到珓子正面就是神许可了。他的祷告被邻居的男孩听到了。他本是除夕来看守田里的白薯的，听到苏老师的祷告先是感到可笑，后是感动。夜色漆黑，老师掷出的珓子，男孩偷偷改为正面。老师看神准许了，很高兴，可是到了地里(男孩家的地)，老两口力气小，挖不出多少；在夜幕掩蔽下，男孩帮他们挖了一口袋。老两口还以为是神仙显灵呢。

    大年初一这一天，老两口以它为饭，还自娱自乐，自言自语说，他们吃的白肉、红肉，实际上就是白瓤白薯、红瓤白薯。男孩回家跟妈妈说了苏老师“偷白薯”的情况，妈妈也很感动，天亮了就拿着年货，给苏老师拜年。船工大哥也终于在除夕回到家，听了妻子的诉说，知道如果没有苏老师急中生智的救援，他就要家破人亡了。大年初一，他们一家也到苏家来拜谢。两家人到了苏家，看到苏老师吃食和自得其乐，都是又哭又笑。三家人在守望相助中体会到了人世的温馨。

    在回家过年的故事中，这个故事有点另类。然而古人写了这个故事,是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多么艰难的世事中，也会有相濡以沫的人们，展现着人类良善的一面。(作者 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