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全国研究生考试刚刚结束，山东齐鲁电视台制作现场直播节目，就考生迟到失去考试资格展开讨论。

    故事非常简单，考生迟到后，向保安下跪求情，希望能够通融通融。保安请示上级主管部门之后，拒绝让其进入考场。电视直播观众踊跃投票，绝大多数观众同情考生，认为应当让其进入考场。在一个个电话中，可以感受到人情的温度。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正是在这浓浓的气氛中，我们看不到法治的深度。

    作为现场嘉宾，我希望主持人把问题还原成下面几个问题：首先，不允许迟到的考生入场规定是否合理？其次，这一规定是否有改进的空间？第三，在法律规则没有修改之前，执行规则的人员能否通融？

    全国研究生考试入场规则明确规定，考生必须按时入场，如果迟到十五分钟，可以入场参加考试；超过十五分钟，则取消考试资格。这就意味着那位考生迟到的不仅仅是十五分钟，而是二十分钟。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呢？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面对如此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法律规则，我们还能为考生说些什么呢？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考生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只是由于一次意外，而失去了考试的资格，当然令人感到遗憾。可是，如果经过公示的法律规则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人如法炮制，为自己的过错寻找借口？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细节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一个对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的心态问题。

    任何法律规则都不会凭空而来，在每一个法律规则的背后，总有许许多多的人群在博弈。法律规则生效之后，不同的人群面对法律规则，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在法律规则没有修改之前，我们是破坏法律规则呢？还是恪守法律规则呢？

    正如现场嘉宾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事件中，考生的惊人之举，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这种悲情主义的做法，在一个转型的社会，比较容易争取社会同情。然而，下跪求情，希望法外开恩，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应有的正常现象。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以自己的情感诉求，突破法律规范的时候，这个社会不是法治社会。

    纠缠于细节，对考生迟到的原因进行推测，不是本期节目的目的。节目的目的应该是告诉观众，在法律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对这样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展开讨论，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所以，作为现场嘉宾，笔者竭尽所能，期望所有的观众在夜深人静，关上电视的时候，都能反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在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待法律规则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破坏规则的革命者为什么能够赢得公众的同情？打着悲情主义的招牌，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人性，而是普通中国人缺乏规则的制定权，所以，他们对那些揭竿而起的革命者总是充满同情。那些卑躬屈膝突破法律规则的升斗小民，之所以被千古传唱，就是因为他们是在以非常极端的方式，破坏强加给他们的法律规则。

    假如公众没有法律规则的制定权，那么，他们要么以革命的方式夺取规则的制定权；要么以悲情主义为掩护，在体制内部冲破法律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决策者在制定法律规则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让法律规则成为公众普遍共识；对那些试图打着弱势群体的旗号，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决不能让少数人从违反法律规则中获取收益。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