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试行财产申报，眼下有了某种进展。55名新提拔的副县级干部的申报资料，应公开的已公示出来；县处级财产申报也已启动。有人看到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的不足，并且感到某种失望。作为盼望政治清明的民众，作为好制度的期待者，这类情绪可以理解。

    但我们必须学会与官员“换位思考”，这并非向官员的私利和意志妥协，而是要看到制度建设可能的“难处”。中国传统政治，富于价值标榜，缺失工具理性；口号多，实干少；道德宣示高调，全是圣人的“高标准严要求”，但能落实的极少。比如我们讲“大公无私”，而如何实现之，没有制度安排，于是“大公无私”一直徒托空言。官员言“信”，也是一种自我期许，并无制度保障，结果自己“无信”，而老百姓也“不信”。

    这种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几千年一以贯之，养成了官员只说甜言蜜语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士大夫坐在讲台上的时候，道德标榜尽善尽美，振奋人心，几乎是一种“终极关怀”。至于“后事如何”，不免令人以厚望始，以失望终，然后重新标榜，再寄之以厚望，如此循环往复。正是在这种不断供给希望的心理循环中，官员为其“大私”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如此看来，现在要官员申报财产，把他们的“私”放到太阳底下，就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就是向现实政治过程引入工具理性，运用“科学方法”、“技术手段”。要官员申报财产，即是运用一种公共管理手段，对官员的“私”进行量化控制，达到遏制权钱交易的目的，保证权为“大公”所用。权力不受约束，就不会有“信”这种品质，而在财产申报之后，官员就向“信”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有大量政治伦理资源，如果都用“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予以开发，实践起来，中国政治就跨入现代化进程了。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官员产生抵触情绪，方法运用不尽如人意，乃至制度安排本身存在漏洞，都应该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阿勒泰地区官员申报财产，据说还有“秘密部分”，即便“公开部分”大概也有很多填写不实之处。这样的财产申报“流于形式”，但这种形式的获得本身就是中国政治“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本身就有无穷力量。就像19世纪末中国大办“洋务”，当时“洋务”也流于形式，但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对于中国政治来说，形式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意义，只有在方法确立之后，我们才能把完善方法提上议事日程。

    从现代政治伦理来说，公开财产只是对官员的一条底线要求，做不到的人无疑只能改行。“大公无私”从字面上讲，并没有什么“隐私”的预设，现在凭什么把隐私作为官员不公开财产的托辞？话又说回来了，把私人财产放到太阳底下，并非古已有之，它确实需要一个习得的过程。在这方面，小官看大官，大官是小官之“师”，大官天然有一种垂范天下的道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