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明
一般来说,贫困化增长是指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高于社会福利改善程度。在贫困化增长的条件下,出口越多,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弱。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现阶段贫困化增长的表现方式却有可能发生变化,在净出口额增加的情况下,对外贸易也会出现贫困化增长,索性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倒也贴切。
中国出口贸易形势虽因金融危机之故而日趋严 峻,但10月份出口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尚且能够增长19.2%之多。可是,仅仅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逆转。据海关统计,2008年11月份,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149.9亿美元,同比下降2.2%。仅就月度同比数据来看,中国出口贸易出现了自2002年3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进口贸易额只有749亿美元,同比下降幅度多达17.9%。因而,2008年11月份贸易顺差达400.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大的一个月。
作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理应可喜可贺。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委实有必要对这种情况加以推敲。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加大应当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来看,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由此,笔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小进小出之下的贸易顺差扩大属于“贫困化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健康程度上不一定比得上大进大出之下贸易基本平衡。2008年11月贸易顺差创新高就很能印证这一命题。否则,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强调要靠“扩内需”来保增长了。
首先,在当前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的情况下,月度贸易顺差还能够创出新高,说明这一顺差本身就存在着质量上的隐患。一方面,在国民经济对出口保持较高依存度的情况下,随着出口规模出现萎缩,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不仅会导致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相应收窄,也会对就业和税收等方面造成压力。另一方面,随着进口贸易规模出现大面积萎缩,各种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机会也相应减少,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很难更多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来弥补内在资源的“瓶颈”约束。从概念上看,这种资源的“瓶颈”约束范围很广,不仅包括狭义上的自然资源约束,而且也包括广义概念上的技术和资本等其他资源约束。
其次,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竞争与合作都要立足于一个为相关各国所接受的共同平台。一般来说,在这个平台之上,一个国家的顺差大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强一些,而顺差小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牵制作用强一些。可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平台已经不再稳固,净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的确很难说。将进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在11月份出现双向萎缩对中国经济而言尤为不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之下,中国处在国际产业链条上的中间位置。因此,长时间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地位十分重要。现在,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国际产业链条上自然也会出现相当多的断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加工贸易受到损害最大。实际上,在11月份之前,虽然整个对外贸易依然能够以较快速度增长,但其中的加工贸易增长却相当勉强。由于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工贸易的下滑还有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
其三,近期贸易顺差的迭创新高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变化因素。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市场上的反应并非完全都具有对称性。总的来看,初级产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最为立竿见影。例如,在不足半年时间内,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由最高时的每桶147美元降至现在的每桶40美元左右。相反,工业制成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逐步显现的,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相对要高一些,而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却相当大。因此,目前中国进口萎缩速度要快于出口萎缩速度,贸易顺差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可以想象,国际市场上虚拟经济的泡沫破裂最终会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工业制成品价格也会加速下跌,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果真如此,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规模也很难保得住,甚至也有可能转为逆差。即使贸易顺差得能够进一步扩张,也很难摆脱“贫困化扩张”之嫌。
总之,无论是出口规模下降,还是进口规模下降,对经济增长来说都不能说是利好因素,而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整体萎缩对经济增长来说则进一步构成利空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对当前对外贸易顺差创历史最高纪录时刻保持警惕。事实上,庞大的贸易顺差并不能掩盖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具有一定的即时性和直观性;而且更多表现在质的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和潜在性。在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再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还有可能大打折扣。为此,还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防止贸易顺差“贫困化扩张”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新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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