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从今年3月起，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目前全省共问责42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05人、科级干部266人、一般干部38人———涉及9个省直部门和14个州市。舆论普遍肯定云南省这几个月实施问责制后所取得的成果。

    实行行政问责制，是新时期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需要。“问责”首先要明确责”之所在。现在常有这种现象：有些地方和单位“无责可问”，一项决策出现失误，在追究责任时，却没人对此负责；一项任务，需要大家来做，最后却得不到具体落实。所谓“人人有责”，实则是“人人都不用负责”。出现这种现象，固然与一些人遇见利益就揽、遇见责任就推有关，但客观地说，也有一个责任主体不明的问题。对一些工作任务，我们习惯于提出许多原则和要求，但却没有具体指明谁是责任人，谁该负哪个环节的责任，也就是职责不明，导致工作不落实、事情没人做，使“问责”成了摆设。

    问责，要明确权与责，做到权责平衡，有多大权，就该担多大责。事实上，当责任分解到具体的人身上，责任就会变成一个很清晰的压力和动力，促使个体去自觉履责。同时，强调个体的“我”应承担哪些具体责任，效果就要比提出一些抽象的要求再笼统地说“人人有责”效果好得多。而在另一方面，也只有当责任的主体明确后，我们的“问责”才能有效地施行。

    如何“问”？问责制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可以起到监督干部、促进工作的作用；用不好，责任“问”得太轻会流于形式，“问”得太重可能挫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把握问责这个度，如果只靠“上级”，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行政问责制的启动和运行应该始终依靠制度，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让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问责，不应是“人问”，而应由“制度问”，这是避免问责“雷声大雨点小”的根本所在。

    问责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努力形成权力运行监控机制，规范制约权力的运行，建立健全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体制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施问、有错必追究的工作机制。哪些属于问责事项、如何问责、问责后应该如何处理等，都需用一种长效机制固定下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有效的“问责制”，还需要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群众的监督，问责就不可能取得满意效果。 （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