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乳房，
个人审美现状 vs 社会尺度变迁
乳房的功能被进化论鼻祖达尔文界定为哺乳和性爱美学，前者曾被看作是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分野，直到20世纪科学以权威的身份站出来，强调母乳喂养对下一代及母亲本人带来的各种好处，才最终告一段落。
而性爱美学这一功能，却永无休止地翻炒在精致与宠然之间，即使丰乳在120年间给女性带来了无数的创痛，但是勇敢者一直在前赴
后继地赶往各种各样的丰胸场所。 用人工的方式隆起前胸成了全球商业化年代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从注射丰胸到假体移植的各个时代，丰乳的美梦始终有危险侧伴，但是乳房的健康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人类审美在争议大小的同时，显然忽视了最为重要的女性乳腺健康。
当社会把目光开始聚焦于隆乳带来的一系列官司时，更深层次的乳腺健康关怀也应该迅速提上女性个人与全社会的日程。当人们的目光关注的不再只是罩杯大小的时候，这才体现出整个社会的胸怀。
福祸奥美定
起诉奥美定的官司，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胜过，一波又一波奥美定的受害者仍在坚持着对自己重创身心的维权
■本刊记者/刘炎迅
北京，7月1日。从建外SOHO向东，红色帕萨特一路行驶在高架公路上。卓小勤驾着车，北京东郊开阔的景致扑面而来。这位年过不惑的律师却轻叹了一声：“何时才能真正豁然开朗啊??”他又想起了6月16日的那场官司。
卓小勤是21名因注射奥美定丰乳产品而受害的女性的代理律师。6月16日那天，卓小勤和21名受害者坐进长春市南关区第四审判庭后，法官说，此案第一被告吉林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已不存在，案件延期再审。
“当时确实有些郁闷，眼看着要有结果了，又横生变故。”卓小勤对《新世纪周刊》说。
“奥美定”名为“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广泛用于女性注射隆胸，曾是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的“杰作”。
在过去的10多年中，奥美定从拯救女性平坦乳房的法宝变成致人噩梦的幽灵。中国目前有数万女性因奥美定丰乳陷入不幸之中。
为了拯救乳房，摆脱不幸的生活，这些受害者开始了与奥美定的法律之战。
“很艰难，劳神劳力，却至今未见到令人欣喜的结局。”卓小勤说。
官司缠身的被告“注销了”
“为了这次开庭，我们等了很久。”卓小勤说。
两年前的4月30日，国家药监局以产品“不能保证上市使用中的安全性”为由，叫停了“奥美定”。
当年10月，“奥美定”受害者在长春、深圳相继对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法院立案后一年零8个月，卓小勤所代理的21位受害者的案件终于在长春开庭。
21位奥美定患者将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和当初做手术的医院，以及提供产品质量保险卡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共达到12547218.5万元。
但在16日庭审时，3个被告中，只来了第三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的代理人。第一被告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迟迟没有现身，第二被告富华整形美容医院也未到场，法官拿出了吉林省商务厅和吉林省工商局的文件，称该公司及医院均已注销。
“始料未及！”卓小勤回忆说，当时听到法官的宣读，望着空缺的被告席，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成都商报》记者曾经来到长春市岳阳街68号，这里原本是长春市富华整形美容医院所在地，一栋灰白色的小洋楼，门口没有任何招牌，大门紧闭。一楼大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富华医院早就搬走了。
长春市工商局南关分局的工商登记显示，2007年9月10日，富华医院便以营业期限届满为由注销。而此前的2006年12月21日，在吉林省商务厅下发的批复许可下，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提前解散，2007年4月23日，该公司向吉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两天后获得批准。
“这不应该”卓小勤有些气恼，他一再强调：“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正官司缠身，吉林省工商局此刻允许其注销不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毫无疑问。”
“只要申请注销的公司清理完债权、债务，同时股东同意公司注销，工商部门就可以依法办理注销。”夏延春对此解释说，他是吉林省工商局行政审批办主任：“在相关法律中并没有‘企业诉讼过程中不得办理注销’的规定。”
“虽然按照《企业法》，企业在清理完债权、债务关系后可以办理依法注销，但工商局应该对诉讼对象的申请严格把关。”卓小勤律师说话时声音很高，肢体语言很丰富。他说，富华公司的注销消息只是公布在《长春晚报》等当地媒体上，“它(奥美定)的受害者却遍布全国，尤其在沿海地区”。
卓小勤表示，不排除对工商局的撤销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局对吉林富华公司的注销决定。
“在不能确定新的第一被告之前，审判无法正常进行，需要延期。”对于法官的决定，卓小勤可以理解，但不免郁闷。
富华变形记
在吉林富华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负责生产“奥美定”）、吉林省富华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销售“奥美定”）和长春市富华整形美容医院（负责开展注射“奥美定”整形手术）这三家之上，还有一个庞大的集团母公司——吉林富华公司。
早在1997年12月，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了25万美元，吉林富华公司由此成立。该公司最初的主营业务是从乌克兰进口“英捷尔法勒”，并全权代理其在中国及东南亚的销售，在全国各地设有13个分支机构。
“英捷尔法勒”与后来的奥美定一样，成分为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作为当时唯一的注射隆胸产品，国内有多家企业在争夺它的代理权。
吉林富华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最初为“奥美定”的发明者曹孟君，此后变更为刘野，此人系曹孟君二女儿曹培皙的丈夫，持玻利维亚护照，但他同时还拥有长春市身份证。根据中国法律，不允许有双重国籍。
和曹孟君一样，刘野的身上披满光环：吉林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会长、省优秀企业家、吉林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理事长??
刘野1963年出生于吉林长春，1977年到198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服役，1982年到出国，1987年回国。回国后，刘野神奇地以“香港大老板”面目现身，手握重金。
在19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刘野的产业迅速扩张，涉足的行业众多，旗下有国际娱乐城、钟表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建筑装饰工程总公司、工艺制品公司、国际服务有限公司。
众多公司名称前面均冠有“富华”二字，董事长均为刘野，投资方只有一个，就是“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998年，刘野与曹孟君的二女儿曹培皙结婚。此时，曹孟君才开始脱离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独立创办深圳富华整形美容专科门诊，这是富华整形美容集团的第一旗舰，开始运用“英捷尔法勒”注射隆胸。
两年后的6月，曹孟君将门诊迁址，并扩大规模，改称深圳富华医疗美容医院。又过了一年，8月，上海富华美容医院开业。
自此，一个依靠奥美定起家的富华美容集团初具规模。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卷入富华集团掀起的奥美定丰乳整形风暴中。风暴之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受害者，陷入痛苦与不堪的生活中。
2006年4月，国家药监局终于全国范围内叫停奥美定产品的使用。这之后不过两个月，吉林富华公司便将股权转让给台湾人蔡文志，仍生产“奥美定”，但不再用于注射。
“奥美定”受害者于2006年10月提起集体诉讼，此时，这些期望依靠法律维权的受害者尚不知道，富华的营业执照上，法定代表人已经由刘野变更为蔡文志。
吉林富华公司以经济困难为由于2007年4月25日向吉林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获批。吉林富华公司深圳分公司也于2006年8月注销。至此，刘野和曹孟君等人已经和“奥美定”完全脱离关系。
“即使是法院判‘奥美定’受害者胜诉，也只能追究蔡文志的责任，他们已经金蝉脱壳。”“奥美定”集体诉讼的代理律师卓小勤说，由于被告之间是连带责任，即便第一被告不存在，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也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但作为一个公益诉讼，连主都找不到了，非常遗憾”。
曹孟君其人
曹孟君是一个胖胖的老头。在“奥美定”受害者艰难维权之时，这个被称为“奥美定之父”“造美大师”的老头依旧活跃在整形美容的第一线。
曹孟君现在持有的身份证上显示，他是个东北人，家住长春市南关区园东路。
实际上，1944年10月26日出生那天，曹孟君首先看到的应该是黄浦江畔的天空，他的父亲是上海东亚饭店的一名厨师。
1950年代，曹家突然举家搬迁，一家老小从上海滩迁移至千里之外的陕西。
很多年后的今天，曹孟君总会坚持着告诉别人，他是于1964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这个古老的校园，如今已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
当年与曹孟君同在一座城市的咸阳彩虹医院理疗科的大夫韩永安坦率的说，他记得，曹孟君那会儿刚从陕西省内的一所卫校毕业，“至于是哪一所，并不显赫的，名字早已记不清”。
原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王祖承教授也表示，当年由于学制改革，1964年那年几乎没有一位学生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
“学生都是到1965年才毕业。”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潘明明进一步佐证了王祖承的说法。事实上，曹孟君的“母校”1964年并没有送走过任何“毕业生”。
如此一来，曹孟君的毕业学校多少笼上一层神秘。
总之，曹孟君毕业了。
很快，曹孟君被分配到宝鸡地区下属的一个小县城里，成了一名医生。
1982年，38岁的曹孟君等来了第一个机遇。那一年，陕西省原电子工业部4400厂（今彩虹集团，位于咸阳）筹建职工医院，需要录用一批医务人员。
曹孟君被录用，自此，他走出了宝鸡，来到了咸阳，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城市，他成为了城市里一名普通厂医。
很快，凭借自己出色的口才、漂亮的书法，以及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曹孟君成为医院的工会主席。
他曾在咸阳举办的肛肠学习班短暂学习，善于钻研的曹发明过“多用肛镜”，并申请过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那时，改革开放之初，百废俱兴。曹孟君不愿放弃飞舞在眼前的一个个赚钱的机会，他开始干起了“私活”——帮人割双眼皮、割痔疮、垫鼻子等等。
多年后，这位不安分的外科医生成了一名“声名雷动”的“奥美定”发明者。当有人质疑他的发明能力时，他多半会举出曾经的那些例子——那一年，还是外科医生时，他和妻子合作发明多“乳头内陷治疗器”，申请过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990年前后，这个精明的上海人，决定彻底地博一把，他申请病退，下海了。那一年，他已过不惑之年，连主任医师的职称都没有评上。
随后，曹孟君来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座大城市——西安。
在那里，他与人合作，在城区的西北郊开了一间整形美容门诊。
做了两年，曹孟君觉得，应该到更大的城市闯一闯。
于是，在1992年，将近50岁的外科医生曹孟君，只身南下，来到了深圳，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座大城市，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座。
1993年，他将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的整形美容中心承包下来。所谓美容中心，也就一大间房子而已。
在此期间，曹孟君已经开始为人实施注射隆胸手术，在与女儿、女婿一起创办了吉林富华后，曹孟君所在医院即开始用其代理的“英捷尔法勒”注射隆胸。
1998年9月7日，英捷尔法勒的乌克兰厂家因曹破坏合同而终止与吉林富华的合作。随后，“痛定思痛”的曹孟君一举发明了新产品——奥美定。半年之后，“奥美定”正式上市。
在深圳富华医院的网站上，首页是曹孟君微笑着的巨幅照片：“始终不渝地追求，每一例手术都是精品”。曹孟君披满光环：“世界9大医疗美容机构领袖人物”、“世界权威整形美容专家”、“中国十大整形美容医师”??
时至今日，在“奥美定”受害者艰难维权之时，在上海富华医疗美容医院的网站上，依旧可以看到曹孟君作为“首席科学家”出现，另有多个炫目的头衔。
然而一名受害者于2007年8月6日向吉林省卫生厅申请的查询结果显示，在该厅医师资格信息库中，并没有曹孟君的医师资格证信息。
曹孟君是很乐意人们称呼他为教授，或者专家。但是每次有人问他，是哪里评的教授时，他总会左右而言他。
继艾滋病后的又一大公共卫生事件
全国究竟有多少“奥美定”的使用者，目前的一个数字是：30万人。 卓小勤说：“这个数据还是2004年富华集团在一次研讨会上的自己报的，不一定准确。”
“因此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同样无法统计，有人试图从医院门诊上来统计，但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受害人都会去就医，一些受害人也不止会去一家医院就医，这就导致缺少和重复的情况出现。”卓小勤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自2006年后，奥美定事件已经是继上世纪艾滋病事件以来的又一大公共卫生健康事件”。
“奥美定凶猛啊。”卓小勤说，事实上，“奥美定”与之前的“英捷尔法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捷尔法勒’是克格勃在上世纪70年代用的一个易容产品，前苏联分裂后，各加盟国获得了专利和技术。”乌克兰于1998年2月找到了中国的合作伙伴——富华医用高分子聚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9月7日，乌克兰英捷尔法勒公司董事长巴甫雷克给富华公司发来一纸声明，提出中断与富华的合作关系。这纸声明称:“你方(富华)无视我方技术方法，对(中国)医师进行体内注射法充填技术培训，破坏了合同的基本条款，从而给贵国公民健康造成伤害。”
三天后，巴甫雷克致函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行政监督司进出口产品注册处，告知其产品的中国境内销售商更改为吉林敖东公司。
1998年底，吉林富华公司便突然传出了研制“英捷尔法勒”的消息。一年后的4月，富华方面就宣称，已经研制成功新产品，“富华宣称的新产品与‘英捷尔法勒’同属一种化学成分的产品，取名为‘奥美定’”。
“那么短的时间就研制出一种高技术新产品，难以置信。”卓小勤说。从那一刻起，吉林富华英捷尔法勒医用材料有限公司更名为现用名，“英捷尔法勒”的字样再也没有出现在其经营范围内。
“老材料新应用。”曹孟君的合作者之一，辽宁省人民医院的高景恒教授一语道破真相。
“奥美定”（富华医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主要研制人员为曹孟君、谢俊杰、朱志祥、曹培皙和金宝玉。其中，除了谢俊杰为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的退休人员外，曹培皙（即曹孟君的二女儿）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曹孟君、朱志享等三人均为整形美容的大夫。
当时，以天津医药生物材料检测中心史宏道为首的鉴定委员会依然将这项发明定为“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了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祸起非法行医
“仅2004年，药监局就受理10009种新药报批，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新药即新化学实体！”媒体曾如此曝光。
“奥美定”也不能例外。从分子结构看，它和乌克兰生产的“英捷尔法勒”一样，都是聚丙烯酰胺水凝胶。
但曹孟君声称，他发明的凝胶，单体含量比国外的更低，“在国际美容界引发强烈地震”。 “丙烯酰胺单体剧毒，而聚合体无毒，但聚合体中是否含有单体很难说，这就像要把黄金提纯为100％纯度一样困难。”卓小勤一直心存忧虑，“国内的化学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吉林敖东也曾想自己研发，找过中科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化学家的答复是太难了”。
发明了“奥美定”，并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注册、批准文号后，富华家族的“奥美定”却受到全国各地正规大医院整形科的抵制。“都是担心奥美定会惹出祸事。他为了商业利益，为了销售‘奥美定’，在遭到正规大医院的抵制后，他就向美容院推销，给美容师培训。”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说，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奥美定”应用培训。培训班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昆明、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正是在这种运用培训兼带销售的策略，富华家族的“奥美定”销路大开。
“只要培训合格，就可以领取曹孟君他们颁发的所谓的资格证，美容师就可以给人注射丰乳了。这完全是胡闹。”卓小勤说，这个行为本身就造成非法行医，因为根据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美容师没有取得医生的资质、资格，不能够从事注射隆胸这样的医疗活动。
维权之路漫漫
“奥美定”受害者和富华的诉讼也从未间断过，在一本富华对外的宣传资料中，附带了几份长春、深圳等地法院的判决书，富华都是这些诉讼的胜者。
“他们赢官司的原因有很多，但受害者输掉诉讼的关键因素有一个，‘奥美定’是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卓小勤说。
当2006年4月国家药监局公开全国范围内叫停奥美定之后，卓小勤等律师们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但是没有想到，想成功维权依旧道路艰难”。
今年40岁的刘玲于2004年6月在医院做“奥美定”注射隆胸手术。因胸痛难忍，当年刘玲又在医院做了“奥美定”取出手术，术后相继出现肋软骨炎、右前胸壁慢性肌筋膜炎。2006年4月，北京协和医院检测出，刘玲双乳增生，两侧有注射物残留。 万般无奈之下，刘玲只能接受取出手术，这几乎需要将双乳全部切除。
对于这个结果，刘玲感觉“非常讽刺和难以接受”，原本指望使用丰胸产品增添美丽，岂料最终却失去胸部。
21位原告中，有18位是注射隆胸的患者。
起诉书上，21人一致认为“奥美定”是一个有巨大缺陷的产品，对人体有很大危害。她们认为，这几年生活的主要感受就是“奥美定”带来的痛苦，包括乳房疼痛、视力下降、头发脱落、记忆力下降、乏力、嗜睡等等。令刘玲和其他注射隆胸者难以接受的是，“奥美定”注入乳腺和胸大肌等组织，取出时几乎需将双乳一并切除，整个胸部变为扁平状，几乎没有女性特征。
早在2000年卓小勤曾写过一封举报信，“完全实名”，那封举报信的题目是《关于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个别领导违法行政及包庇、支持和怂恿吉林富华公司违法活动的举报》，“我当时已经看到那么多的受害者投诉无门，而富华却依旧逍遥法外。”卓小勤说，举报信并未引起太大效果，这让他很失望，也让他感到走这条维权之路的艰难。
“这21个受害者，和我一起，等着这个官司开庭审判，想不到最后却遭遇第一被告‘查无此人’的无奈。”卓小勤说，他们将继续战斗下去，“这是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的标志案例，必须有个合理的结局。”
刘玲变得不再开朗，习惯独自坐在藤椅上，望着墙上的钟，“一秒，两秒，三秒??”她不会说卓律师那样的大道理，她只是想拯救自己的乳房，拯救自己的生活。
但是，她依旧无法确定，还需要熬过多少个痛苦的“下一秒”。
越来越大的产业
丰乳市场这块奶酪太大，谁都想来咬上一口，什么样的工具都有，手术刀、银针、注射器、甚至猪手和香皂
■特约记者／张玲玲
美国整容手术学会2008年3月一份报告称，这个国家整容市场10年来增长了4.57倍，行业产值去年达到约130亿美元。 隆乳是美国2007年位列第二的整形手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乔群表示，中国的隆乳市场，不会比美国小。
虽然2006年那场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奥美定”风波造成近两年选择隆乳手术的人数略有减少，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隆乳这件事，在目前的中国还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费用3.5万住院7天
“刚开始搞乳房整形的时候，一两个月也就有一两个病人做手术，虽然例数很少，但是跟全国比，我们还是多的。”乔群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隆乳现象。她从1986年开始从事乳房整形工作，迄今已22年。
在乔群的记忆中，当时到医院做隆乳手术的以白领居多。病人都非常含蓄，想做又不敢做大，都放个130毫升的小假体，最大也就是150或180毫升，垫完之后跟没垫差不多。而现在她的病人放入乳房的假体，“最小200毫升，然后就是230、260、280、300”，根据个人的身高体形选择不一。而在国外，“最小的是300毫升”。
据了解，目前中国市场上通过手术进行隆乳主要有两种方式：假体植入隆乳和自体脂肪移植隆乳。其中假体植入隆乳因为所用假体材料不同而价格各异，在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国产假体隆乳手术总的费用为2万5千元左右，包括假体费、手术费及住院费；而同样的手术，如果用进口假体，总费用是3万5千元左右。至于两种假体的区别，乔群表示，从柔软度来说，是国产假体好，进口假体硬一点。在她的病人中，选择国产假体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价格、二手感。但这部分人只占1％，另外的99％都会选择进口假体。在严格的住院、手术、观察等一系列程序下，该院做一例隆乳手术需要住院7天，每年保持200多例。
1-4万的各种快招
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现状，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隆乳市场近几年的缩影。事实是，大量的隆乳手术都在除医院外的“专业机构”完成了。这部分难以统计出的数字，几乎占据了当下隆乳手术的大半个江山。投资分析师王寒说,自己和一个朋友都是在王府井的一家隆乳机构做的手术，“他们的速度比医院快，上午去了下午就给做，第二天就能回家。这样一个周末就完成了。不会耽误上班”。
王寒口中的这家隆乳机构，宣传网页上称“有上万例隆乳手术经验”，一天最多可以安排3台手术，只要预约好，来了就做，做了就走，满足了很多像王寒一样时间紧张的白领金领的需求。在这里，国产假体价格为1万5千多，中韩合资假体价格为1万8千多，各类进口假体因为出产地各异而价格不同，法国的2万多，英美的3万多，再加上手术及术后消炎的费用，假体植入的总价在2万到3万5千元之间。这也是目前各种“专业机构”假体植入的平均价格。但价格并不是王寒们选择这里的原因，“快”才是他们的杀手锏。
与假体植入相比，自体脂肪移植目前使用较少。据乔群介绍，一次注射脂肪细胞的量不能过多，一般是50毫升。一侧乳房如果要放一个200毫升的假体的话，需要四五次才能看出效果。在协和医院，每次注射的费用是8000元，四五次全部完成的费用就是3?4万。这种手术的好处就是每次都不需要住院。而社会上众多的隆乳机构中，可以“溶脂后选取质量好、颗粒饱满的脂肪注入到胸部”的自体脂肪移植手术的普遍价格在1万5到2万元之间。
“返工”乳房费用更高
在北京协和医院每年的200多例隆乳手术中，有一部分是针对前几年“奥美定”注射隆乳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的“返工”。这部分“奥美定”受害者胸前的注射物取出之后还要面临二次隆乳的问题，但据乔群介绍这类手术目前还不是很多。
“因为很多注射丰胸的女性，现在还处在‘取出’或者‘没取出’残留物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也不能很机械地说都不能同时垫进假体。比如有些在取的过程当中发现注射的腔隙特别好，而且取得比较干净的情况下，取的同时就把假体垫进去了，省得病人再遭二次罪。但因为现在很多人注射时打的层次不好，肌肉损伤很重，就只能先取出奥美定残留物，半年以后根据身体情况再决定垫还是不垫。对于有些肌肉情况已经很糟的女性，就干脆就告诉她不要再垫了。”
这种奥美定之祸中“返工”乳房的费用，约为4-5万元。
有报道说，海南省在前几年风行奥美定注射隆胸后，有近1000名患者需要“返工”，即进行注射物清除处理手术。从全国范围看，这个数字将会更大。
100-2000元，食补加药补
“在决定手术丰胸之前，我买过超市里的丰胸香皂、丰胸沐浴露，自己在洗澡的时候按摩；也吃过明星在书里介绍的丰胸食品，木瓜、豆浆、猪脚炖黄豆……都快吃伤了也不见什么效果。后来我又去买过好多药，100多元一瓶的、1000多元一瓶的都吃过，但统统没有用。花了不少钱，胸没丰起来不说，还把乳头弄得又大又黑，很难看。最后我决定做手术，就上网查了好多资料，注射的、放假体的都有。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他们都说注射丰胸不安全，万一那些东西在体内坏掉了，取不干净的话非常麻烦，弄不好还要切除乳房。所以跟男朋友商量后，我还是决定来北京做假体。虽然价钱贵了些，但能保险些。咬咬牙吧。”来自山东的黄玲云这样对本刊记者表示。
黄玲云口中的“药”，是目前保健品市场名目繁多的各种健乳果胶囊、丰胸宝、丰胸丸、丰胸组合等丰胸类药物。药物的价格也从每瓶七八十元到近两千元不等，大都疗程为一个月，“保证1个月增大1?2罩杯”，更有甚者保证“5天就有明显效果”。此类药物的成分大都标示为泰国野葛根，这种仅存于泰国北部的葛属植物与我国中药中的葛根并不是一回事，它含有较丰富的葛雌素和脱氧微雌醇，与女性自身分泌的雌激素具有高度的同源性，于是，便被美国CTFA协会（化妆品盥洗用品及香味用品协会）推荐应用于丰胸。
十八般兵器齐丰胸
与黄玲云不同，王寒一开始就不相信那些丰胸类食物和药物。“就花个吃饭吃水果的钱，再大不了一两千块的药，胸就变大了？”
在决定做手术隆乳之前，她在美容院做过配合精油、健胸霜的按摩丰胸，12次一个疗程，收费1800元，据说要两个疗程才有效果；她也在某“专业物理丰胸机构”做过30天两个疗程、一个疗程1500?3500元的物理丰胸，均收效甚微。和她一起做了隆乳手术的那位朋友，原来是到美容院和医院做针灸，25次一个疗程，收费5000元。王寒说去美容院与物理丰胸机构的人很多，都必须提前三四天预约，“大部分人像我们一样30岁左右，也有17、18岁的小姑娘和40、50来岁的阿姨来凑热闹。”
从全球范围来看，东方女性胸部普遍偏小，东方女性中对乳房不满意中几乎占了一半以上。200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49.8%的人想改革自己的胸部。据统计，2000?2006年，中国隆乳女性人数以每年20％?30％的速度稳定增长。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在2000年之后逐渐呈现猛增趋势的隆乳女性，其主力军大都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领先于父辈，首先在观念上接受了丰胸，然后又在自己成年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后才进行的手术。王寒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2004年25岁生日时，她送给自己这么一份生日礼物，这时她工作已经三年了。
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稳定态势，每一年都保持在7%?9%的GDP增长率，快速增长的财富与快速变化的思想观念，使得隆乳不必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被遮遮掩掩。
C杯的符号意义
绝大部分接受调查的人认为，C是最适合中国女性的胸围尺寸
■本刊记者/李梓
上海有一个著名的文胸专卖老店“古今”，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在海绵和真空蕾丝充斥的文胸海洋中，坚持有一个柜台卖那种样式最老土、价格也最便宜的棉布文胸，这使一些年轻女子对其嗤之以鼻，但也吸引了巨大的中年消费群体。 “古今”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同时承载一对母女的消费需求，当然很少有母女会同时光临这里，但有许多年轻女性在为自己精心挑选了价值上百元的塑形文胸后，会顺便从门口的大筐里给母亲捎一个不超过10几元的棉布文胸回去。
价格并不是其本质。这两种文胸的区别在于，一个的作用是彰显，而另一个的作用是遮掩。两者之间，相隔着30年的代沟。
裁短了的汗衫
年龄超过60岁的中国妇女，绝大部分从来没有在试衣间里试穿过内衣，更不用说由专门的内衣导购员讲解杯罩尺寸。她们从来没有正确地得到过关于自己胸部的尺寸，有一些人可能从来没有穿胸罩的习惯，这并非她们接受了自然主义，或者知道长期穿胸罩会使乳腺癌发病率上升，而是在40岁以前，她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对于胸衣的认识，她们和她们的女儿之间有着重大的偏差。
“城里人可真会省布。”1995年，一位接受了女儿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礼物的农村妇女如此评价棉质文胸，她的女儿突然意识到，老太太把这看作裁短了的汗衫。
“裁短了的汗衫”，在80年代仍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棉织文胸的重大特征是，它只按照女性的下胸围来区分大小，杯罩统一都是“A”，出售点毫无私密可言，购买者常常当街一围，看长度合适就买了，含蓄一点的改用皮尺量。“三围”是什么，当时还没有人知道。
“作为女性身体的第二性器官，在尚未开放的年代，女性害怕这种暴露和引来别人的偷窥，从而拼命隐藏自己的胸部曲线，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女性性心理研究者陈思说，年届五旬的陈思，自有中国人30年来这种从隐藏到彰显的国人审美转变体验。对于之前垄断了中国30年的那段“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审美，她固然没有好的评价，但对于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审美突然欧美化的大逆转，她也不甚赞赏。
36(c)-24-34时代的到来
乳房一直是女性的象征，对于女性的所谓“曲线美”、“性感”最终都要着落于此。在8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审美刚开始往正常水平回归，影视剧里的第一次对于身体的裸露尝试就出现在这一点，在1981年出品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一个模糊的似裸非裸的镜头一闪而过，实际上观众只能看到女主角胸部馒头大小的一团白色，但这个镜头引起的轰动，远远超过了2006年12月底上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一片波涛汹涌。
但真正让人们记住了C的还是一个外国女人，一个叫麦当娜的女人，喜欢在她的画报上印上36(c)-24-34的字样，她手握着香烟和枪的性感画报在90年代初期风靡中国。许多人开始不了解这串数字的含义，但后来明白了，这是麦姐的三围尺寸，同时也是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的三围数字，也是被认为人类女性最性感的尺寸。90年代一个叫巩俐的中国美女开始走红，她习惯于在国内隐藏自己的三围数字，但在柏林电影节上却骄傲地挺露双峰，并让记者得知，她的三围尺寸也是36(c)-24-34。“甚至，她比梦露还要深刻。”当时一篇国外报道这么写道。
接近模特身高的巩俐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年代的一大流行是遍布全国各城市的模特队，她们经常被邀请穿着时装和泳装在各种场合：百货商店、夜总会、新开张的宾馆等,一切需要吸引人气的地方走秀。成为模特是那个时代少女普遍的梦想，中国人的身体商品化时代就从这些泳装少女身上开启了。
“身体的商品化，使一些人把整形看作投资：先用自己或者别人的钱改善自己的身体外形，再利用身体去赚更多的钱，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更好的对象。”陈思说。
胸前的相对论
大写的C就这样深刻地成为中国女性的新追求。而中国女性的实际尺寸，据内衣商的普遍说法是：70%为A，A罩并不等于平胸，但是因为没有设置Z，两者只好混合统计。
对C的追求同时也是世界大潮流，对欧洲各国的一项调查也认为C是最合适的女性胸部尺寸。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荷兰，女性约3成胸部尺寸为C，3成为B。而英国女性最多的是D，高达57%，因此，英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认为小胸女性更性感的国度，着又一次证明相对论的正确性。
拿来的C从此成为中国女性的极大困扰和诱惑。对36(c)-24-34的追求，不仅仅存在于麦当娜和巩俐之间，也存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2008年7月，《新世纪周刊》分别对1000名中国女性和1000名中国男性做了随机调查，在中国女性最合适的胸部尺寸这一栏里，女性调查者选B和C的人大体相当，其中C略占优势，占据了接近4成的比例，而在男性调查者里，选C的超过6成，还有一成的人有更高的追求。
C是否是一个适合中国人的追求，在20年前还不是一个能公开研究讨论的话题。如同对西方的其他方面的无条件热爱一样，中国人将之视为思想与视野的“开放”，以摆脱原先生活的无趣乏味，反对者往往缺乏说服理由，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那样的改革开放大浪潮下保持独立的思考。整个社会的传统与文化都是这样，更何况小小的C。
在1999年，当开放热稍微回潮的时候，学者易中天对中国的流行偶像进行了一番反思，并拿巩俐和刚刚成名的赵薇做了一个对比，他说：“赵薇的大眼睛还让我想起了30年代的那些明星们。30年代的电影明星无一例外都有一双明亮而迷人的大眼睛，她们的身材不特别的苗条，与西方的美人标准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建国以后，我们的明星审美标准在与30年代脱节或者说决裂，50年代、60年代是苏联的审美格式，80年代以后则彻底的西方化，对身材或者说得白一点就是对三围的要求完全西方化，巩俐的走红就是这种西化的产物。”
姗拉娜与奥美定
在90年代初期，古装剧中的唐风热加剧了人们对于女性胸部的想象。在1993年放映的绝对可以成为大制作的电视剧《唐明皇》里，两位大美女林芳兵与周洁分别增肥20多斤，出演杨贵妃与丽妃，这造成的风潮，就是日渐丰满的中年女子对于自身美的再认识。
加了大量海绵的文胸内衣忽如一夜春风飞入千家万户，而且有越来越厚的趋势。紧接着，中年妇女受到了启蒙，大量的C杯女性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比如“太太口服液”的代言人们。“做女人挺好”，酷刑一样的塑身内衣开始流行。而一个叫“姗拉娜”的保健品牌，除了教会人们如何战痘和减肥外，也增加了健胸的新功能。
与这些轰炸式的明目张胆的广告相比，人们在私下谈论关于胸部的话题仍然是忌讳私密的，正式的指导和教育的缺乏，加重了商业广告的诱导作用，无数的保健品和美容馆乘虚而入，在90年代中期，美容突然成了新风尚，为此扑上去的先驱前赴后继，不安全的纹眉、隆鼻等手术，经常可以在小县城的街边看到，奥美定只是人们在这个盲目时期的又一个盲目错误，它从本质上与中国妇女在90年代初期把弹力裤内裤外穿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后果要严重得多，而其痛苦要一直延续下去。
奥美定从1996年被引入中国，到2006年被卫生部叫停并与卫生部打官司为止，据称共荼毒了30万中国妇女，而这，只是中国人在对美的追求中付出的一小部分代价。
中国人甘冒风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娱乐新闻的暗示，比如，贝克汉姆的夫人维多利亚，就曾经三度折腾，先是把她的B杯隆到了D，后来在身体消瘦时，又削减到了C。而她的老对手，太阳报的三版女郎乔丹，愣是从B隆到了E，压倒了维多利亚一头。
所有的类似资讯，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蛊惑，尤其是当女性身体审美被引入了商业化领域之后，有更多的人愿意为此投入风险。
中年的冒险
女性的胸是一个神秘的暗示，在一项关于中国女性的调查中，调查者列出了胸部、脸、嘴、鼻子、眼睛、臀部等位置，让大家在最想要改革的部位里选一项，结果，胸以49.83%的选择名列第一，第二位是眼睛19.45%。
陈思把这些想通过手术或者吃药等手段来增高自己的胸部的女性作了一个大体勾勒：她们文化程度不是太高，真正的知性女性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她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绝大部分已婚，年龄在30～35岁之间；由于年轻时代没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她们现在普遍有一种遗憾和补偿心理，这使她们愿意在美容和整容上面投入更多的钱。这只是一个表象，如果综合起来说，那就是，她们的背后有一只手在推动着她们的选择，这就是她们的丈夫的态度，或者说，中国男性的普遍审美观。
在西方，女性对于胸部的态度常常与女权主义的滥觞、性开放相联系，对于今天之中国，这两者或许是隆胸兴起的一个新的推力，但绝对不是主流原因。
男性与女性的审美，在有时候也许能够形成一种交集，但即使交集，其出发点也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在本刊关于C杯的态度上，被调查的女性与男性的态度差别在于：女性被调查者认为，C就是一个终点，比C更丰满就是累赘和不相衬，而男性认为，C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现实，而并非最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女性通常认为，自己和男性是完全平等的，男性既然接受了自己，就应该是一个真实完整的自己。而对男性的调查发现，男性对于女性的美，常常有趋于完美的愿望，这明显区别于女性对于他们的审美态度。
C的象征性
女人的胸部具有性的象征意义，所以在潜意识里，大家会觉得胸比脸更重要，性能力是否旺盛，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永恒的话题。陈思解释道：那些担心自己胸不大的人，潜意识里是担心自己的性能力，或者说，担心自己的所有潜能。
正因为有了性的象征意义，所以在30年以前，女性最担心的就是有关性的暴露，所以胸总是被紧身内衣勒得平坦无奇，而30年后，个体能量张扬的时代，女性乐于眩耀自己的能量与美，胸前的夸张也就容易理解了。
在中国文化保存比较持续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女性的美往往趋于苗条细致，和国际标准有明显区别。许多胸部平平的女性仍然被认为“性感”，比如张曼玉、Twins，当红女星里真正达到C杯的非常少，超过C的往往只能走非正常发展路线，比如接拍内衣广告。
在中国内地，凭借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女权通过政府强行推广和立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便立竿见影，也是中国人常常引以为傲的一个政绩。但是，在那些法律不能强行干预的角落，男权的话语权仍然掌握着主动，许多的细节证明，中国内地男性对于女性的认识与尊重，实际上不如香港与台湾地区，这在诸如“C杯”这样的小小细节中，便暴露无遗。
在2005年，中国内地终于出了一个异类，李宇春获得了当年的“超女”全国冠军。之后，中国流行起了一句话“生男生女都一样”，许多男性用这句话来隐讽李宇春的身材，但是“超女”的票数是掌握在女生手里的，这并不妨碍李宇春继续大放星光。
李宇春的偶像流行，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从最女性的角度来讲，她的出现是一个让女性如释重负的符号，虽然这并不表明她的身材能够成为主流，但她告诉世人，女性在对于美的投票上，终于有了主动权，这种权力的出现，必然代表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C，不是唯一的选择。
究竟多大才是最适合中国女性的尺寸，几乎所有接受了本刊采访的女性专家，比如张晓梅、刘伯红、陈思都表示，最合适的尺寸是符合身体比例的尺寸，C，只是一个符号，不是标准。
一个私人部位的公众观
乳房无奈地被附加上阶级的、政治的、审美以及商业功能，天经地义的哺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调和提倡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没有影像的历史年代，西方美术史毫无疑问是西方乳房文化的历史见证，它在最初描绘的仅仅是乳房在母子间的关系，而后才是阶级、性别在乳房上贴出的标签。 东方绘画反映的乳房一上来就是写实,唐代薄纱丰乳的绘画摆明了就是社会生活写真,而陈隋开始的春宫图,根本就是色情。
乳房打上阶级烙印
乳房的生物性就是哺育后代，丰乳肥臀的象征绝对是母性而非色情。基督教中对于乳房的敬仰更是能从哺育中体现出来。玛利亚哺育幼小的基督，就是通过处女哺乳的形象，告诉善男信女们，哺乳是一项多么神圣的工作。
在西方，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后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乳房所具备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区分其主人的社会阶层。
贵族是不能亲自给孩子喂奶的，精致而坚挺的乳房被认为是贵族女性的标志，当时的审美认为，小苹果一般的乳房才是美的。丰满柔软的胸部，那是下等人的，只能用来给孩子喂奶，所以贵族的儿女们从小吮着下等人的乳汁长大。这种观念从中世纪开始（相当于中国的从北魏到明初），一直延续近千年。为了保持小而挺，还流传下很多“秘方”：15世纪末，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情妇伊莲娜自配“罂粟水”，原料是长春藤、玫瑰精油与樟脑。现在看来就是一些香料，女人爱香料不算太离谱。亨利二世的情妇戴安娜.波提儿的高招看起来就有些匪夷所思，据说是黄金、雨水与猪乳的混合物。而在坊间，平民女性流行用乳液、香油、软膏、药粉和药膏，配方来自美容店。总之，在以精致为美的审美需求下，法国人到处寻求使乳房小而坚挺的秘方。
要保持纤细的胸部自然就不能给孩子哺乳，所以即使不是贵族，但凡有点钱的人家，都要找奶母。是否亲自哺乳，成了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有钱人和穷人的分野。
到了16世纪时，一些刚刚接触到科学的女性开始提倡母乳哺养，这种努力经过了几十年，才被贵族和有钱人所接受。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来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皇后，安妮皇后的理论是，皇后的奶和平民的奶是不一样的，她的孩子吸吮了平民的奶会变得低下。她说:“我会让我的孩子——国王之子，去吸吮下民的乳汁，让仆人的血液来污染王室血统吗？”吸吮了平民乳汁近千年的贵族们如梦方醒，为了纯粹血统，贵族女性纷纷开始亲自哺乳。
伊丽莎白.克林顿在她17世纪的《林肯育幼院的伯爵夫人》一书中说，母亲的哺乳责任可远溯到圣经时代：“在我们之前的母神，从众人之母夏娃、众神之母撒拉到虔诚聆听上帝之语的哈娜与万福玛利亚，谁能否定母亲有哺乳孩子的责任？”这种说法现在看来，也是呼唤人性复归的。
突出性爱功能
乳房的哺乳功能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不久就让位于性爱功能。这个质变发生的时间大约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同步而稍后一些。
女性主义认为性爱功能完全走向独立应该与电影意识形态对于女性身体欲望表达相关。票房对电影提出的要求是：女性形象必须年轻、性感、丰乳、长腿，这种体形成为男权社会消费女性身体的象征。从梦露到麦当娜，再到中国的巩俐，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越来越受到电影时尚的影响。由被要求性感一些到自觉追求性感外形，现在，终于在日常生活中迫不及待地走向各种美容美体机构。
写出女权运动圣约《第二性：女人》的西蒙那.德.波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在男权社会这种女性审美的价值观下，女性越来越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男人眼中的玩物，女性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受到考验。事实上，当男人走向办公室和运动场而女人走向商场和美容院，两性的社会地位差异越发地拉大。
把金钱投向美容院的初衷是给女性带来一些可怜的自信，但事实恰恰相反，玩物是不可能有地位的。一些美容手术失败的受害者不仅受到商业欺骗，还失却了起码的健康和尊严。
在资本社会里，女性所受的伤害和剥削一方面是有形的，如我们能够看到的对于贫困女性的体力劳动资源的剥夺，而另一方面看起来似乎“并不残酷”，那就是对于有产女性的身体资源的消费，中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中国女性主义》主编荒林这样总结，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的剥削正以多样而复杂的方式进行。
乳房观念千差万别
在中国,丰乳肥臀具有情色意味,完全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古代中国男人眼中的乳房美,是今天的人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在古代，中国文人创制过“丁香乳”之说，可见中国古人对乳房的要求是多么小巧，而乳头的审美，则用一个“椒乳”就能说明一切。椒，指花椒。
抛开中国古代文人丁香乳之类的奇特品位，中国人更注重乳房的实用，民间所喜爱的“母大子肥”这个词就能说明一切。同时，从中国农村世世代代相媳妇的观念也能说明乳房的实用性——媒婆喜欢把待嫁的姑娘形容成丰胸和胯骨宽大。当代女性仍然偏爱丰乳，但却不是为了“子肥”。母乳喂养，在中国最近一次被提倡是20世纪80年代，爱美的少妇越来越不喜欢哺乳，对于胸部下垂的恐惧，对于喂奶费事的担忧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于是标明“爱婴医院”的地方，产科大夫和护士就多了一项责任，辅导年轻的母亲，如何给婴儿喂食珍贵的初乳，并养成母乳喂养的好习惯。
荒林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我们通常认为古代中国并不把乳房当成性感器官，而是把小脚当色情玩物。乳房主要是看成哺育工具，可能因为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乳房的健康和孩子的健康联系在一起，乳房通常不太独立为男人的性感玩物。中医对于乳房的健康很重视，但不是重视它的性感，而是重视它的通畅、有利哺育。”
即使在今天，商业侵略也并非无所不及，乳房在南美洲、南太平洋地区的文化里，仍然坚持着它的育儿功能，它同时也是生育能力的象征。
事实上，在商业侵略全球之前，中国与西方各国在乳房文化上差异非常大，而西方各国对于乳房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玛丽莲.亚隆在她《乳房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在法国与意大利，乳房成为情色的对象，主要是国王、贵族赞助的诗人、画家和雕刻家的大力炒作。而在英国，却流行平胸，一般女性穿着胸前系带的紧身褡，女孩从两岁半到三岁就开始穿这种既紧又缺乏弹性的衣服，不仅将乳房压成平板，有时还会使乳房下陷，肋骨断裂，严重时还会死亡。
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流传至今的画像，就是穿着平胸的、像富丽盔甲一般的华服，突出了她传递给世人的诉求：她具有男性权力与力量。
乳房有了商业标准
乳房在经历了人类附加给她的阶级性、社会性、审美性走到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文化看待乳房才有了非常接近的标准——商业标准，那“就是把女性的乳房色情化、性感化，这个源于商业物化女性的标准，是由西方向东方传播的，东方在接受商业文化的同时，接受了色情化女性身体的标准”，荒林认为，中国男性现在已经趋同于西方男人的审美，以丰满、性感、苗条来要求城市中的女性。
这位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主持人说，资本主义商业全球化扩张以来，女性的身体除了生育的功能，更强化了其物化的审美功能，女性身体的各部分都被性感化，开始强调曲线美，乳房不仅是曲线的要点所在，也是激发男人性感想象的源泉。用假乳丰胸就是为了不断吸引男人眼球，近百年来医学和商业发展，已经有条件生产越来越能够以假乱真的“乳房”，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对于乳房的虚假想象。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刘伯红在《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中，以中国10个城市电视台的1197个广告为样本，从社会性别观念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刘伯红这一建立在统计数据上的研究表明：约1/3的电视广告有性别歧视的倾向，它们主要表现为：角色定型以女性作招徕，她认为这类性别歧视广告的实质是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否定。
正是有了商业的参与之后，女人的身体才离开她们自己的需要，也脱离了生育的需要，日益成为男权消费品。
女性主义乳房观念
台湾三大名嘴之一陈文茜曾在2003年被怀疑 “左胸两点钟地方可能有个恶性肿瘤”时曝出名言：“乳房只是女人的社交工具”。一向调侃的陈文茜和《商业周刊》总编辑王文静商量，想征一个经纪人，以300万的底价，去和《花花公子》交涉，在切除之前拍卖最后的乳房。她在《只剩一只乳房》中写道：“身体上下，每处肥胖都得减，为何独独胸前这两坨肥胖，却是令人骄傲的双峰？”
而她的另一句话更有挑战意味:“想想少了一个奶，地位绝不如压扁了的伊丽莎白一世，既没尊严，亦无骨感的女性魅力。”——少了的那个“奶”，真是把政治、人性和骨感时尚全盘瓦解了。
波娃总结她所处的社会时，早就一言以蔽之:女性是“第二性”。《第二性：女人》一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波娃的启蒙下，20世纪60至70年代开始第二次女权运动期间，女性主义学术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个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女性主义了换个角度看问题，从此，男权社会中的一些概念受到了挑战，它们不再被混同为真理——女性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一切，包括女人的身体。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女性主义不会因为男人的消费欲望而修改自己的乳房。无论是以审美的旗号还是性爱的幌子。荒林表示:“女性主义当然反对把女人身体物化、商品化，女性主义不希望女人成为男权的消费品。”不仅如此，女性主义对于全球商业化持批判态度，认为商业把人类异化了，把一切，尤其把女人的身体当成消费品，是资本主义父权制歧视妇女的根本表现。
女性主义要求女权，反对把人变成商品。所以，女性主义把乳房看成女人生命的有机部分，是女人自己的身体，是别人无权侵犯的自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乳房是什么样子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是她自己神圣不可改变的事实，社会和别人无权要求她改变自己的身体。
基于这种观点，女性主义倡导女人爱护自己的乳房。“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丰胸如果不是出于健康目的，而是为了取悦男性消费，而且会带来摧残女性身体的后果，女性主义就决不支持。”这位两性视野网站负责人反对一切摧残妇女身体的行为，“没有健康保障的丰胸行为是摧残妇女身体的行为之一”， 荒林说。
120年：艰难美丽史
一根注射器解决了多少医学难题？除了扎进纤细的血管，它还创造出过丰盈的乳房和饱满的阴囊。 120多年来，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本刊记者/杨东晓
人类对于乳房的填充工程开始于一根注射器，现在发展到植入假体，无论哪种方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它饱满起来。
一百多前年就有注射丰乳
毕竟，注射器的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喜大于忧。
英国人弗格森在1896年制作出第一个玻璃注射器，它优于原来的白银注射器的特点是，能清楚地看见针管中的药水推入体内的进度。3年后，玻璃注射器被德国医生格苏尼创造性地用于整形手术——他为一位不幸失去睾丸的男青年，用注射器推入了加热的液态石腊和凡士林，给他再造了一个饱满的阴囊。可以说，格苏尼大夫造就的不仅是一个高保真的阴囊，他重获信心的主人也同这枚阴囊一样，从此不再精神委靡，昂首走进军营。
从这年开始，女人也感受到注射器的特殊恩惠，吸满石腊油和凡士林的注射器1899年第一次向女性的肉体扎去，这一次是用来丰乳，在女性的第2至第6肋间，胸骨旁线和腋前线之间，石腊油要完成两个圆锥形或半球形的工程。这一次主刀的是车尔尼大夫，他为一名切除了乳房肿瘤的女性，用石腊油再造了一个符合人类审美的乳房，这只充盈着石腊油的乳房是如此令手术者惊喜，它非但像真的一样，还能随身体姿势改变而有相应的移动。
石腊在1899年使人们看到了它的特殊功效，它在液态时能使人体的重要部位变得饱满，于是这种注射石腊油的整形手术渐渐从德国传到了法国，再由这个世界时尚的集散地传至到全球。
石腊带给人类的惊喜刚刚传遍地球，就在一些注射丰乳的女性身上变成了一场噩梦，“石蜡瘤”这种注射美容手术的严重并发症，开始出现在丰满的人造胸部，这种病的原因是人体组织细胞把注入组织中的石蜡和凡士林颗粒包裹了起来，外观上看，酷似肿瘤。“石腊瘤”的频繁出现，使得注射液态石腊引起的第一波丰乳潮到此为止，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女权运动在此前10年正处于衰落时期。
在自己身上损有余补不足
用石蜡和凡士林给女性丰乳的方法就这样被整形外科淘汰了，但是女人爱美与整形医生创造美的意志不可摧毁。到了1940年代后，日美两国开始有人用蜡和蜂蜜混合后，再加上液态硅胶注入乳房内隆胸，这项看上去很甜蜜的丰乳法因为操作简单、材料易得而突破了此前只有医院才掌握的丰乳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医疗训练的人员以美容的名义开始把蜂蜜等注射进女性的胸脯。这种风靡一时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因此很快就被取缔。这一时期，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娃正式撰写她的《第二性：女人》
伯尔森大夫1945年开始尝试在希望丰乳的女性身上找点“零件”移植到胸部。从人体科学上说，非哺乳期女性乳房的绝大部分是脂肪，所以伯尔森考虑从女人身上移植些脂肪块到乳房里，这样做可以接近“原装”一些。伯尔森成功地完成了他构思中的手术，进行了“真皮脂肪组织游离移植”，他从丰乳者的身上脂肪丰厚的部位切取一部分脂肪来，填充到平坦的乳房下，并且达到双峰对峙的局面。
这种看上去很安全的手术进行了5年之后，1950年马林科又尝试了“真皮脂肪组织瓣带蒂移植”，这种手术不仅移来了脂肪，还把脂肪下面的根蒂一同移到胸前，就像移植花木要带着丰富的根系一同移植容易成活那样。马林科的方法成功以后，人类似乎找到了最好的丰乳通道。然而这种带蒂移植丰乳的方法，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胸前的脂肪是从背部切取过来的。
这一时期女人身体周围真是热闹，马林科大夫在移花接木；波娃刚出版了《第二性：女人》；女权主义者蒙其圣恩；思想文化界受其鼓舞；而商品化了的女人改用新的方法丰乳。
在脂肪块移植之后，人们又发明了抽取脂肪注射给乳房的方法，但是一段时间后发现那些移入乳房的脂肪，只能成活一半。而且还要遵守小剂量多次注射的原则，一次注射最多不能多于50毫升，一个乳房如果要放一个200毫升的脂肪的话，要在自己身上抽出8次脂肪注射到胸部才能看出点效果。更可怕的是，人体对自体组织能够进行很好地吸收。换言之，手术后挺拔的山峰在几年之后又会变成丘陵，前功尽弃。
回归注射“异物”的老路
于是，医生们开始考虑往女性胸脯里注射些什么不会被吸收的材料，1963年美国的康威大夫用针管给女性注射了“液态硅胶”。 上个世纪50?60年代，硅液在隆胸上的成功让人类开始敢把它用在更为广泛的整形手术中，比如垫高鼻梁、给半侧面部萎缩者做矫正等。但是不幸的是，就像注射石腊油的下场一样，硅液在人体中只呆了几年就四散流窜，早年的“石蜡瘤”后遗症再度重演。美国食品卫生安全局（FDA）在1965年明令限制硅液的使用。
美的诱惑是如此强大，到了1970年代，女权主义已掀起第二波浪潮，追求男女平等呼吁女性解放，上街游行，焚烧胸衣、揭露假胸带来的痛苦。但是新型的硅酮橡胶产品还是能够来充当这一时期女人的“救世主”，这种硅酮橡胶的特点是在室温下呈流体，与等量的硫化剂混合后在尚未凝固的状态下被迅速注射到乳房后，能在胸前组织内迅速塑形，它的好处是能避免“石蜡瘤”样的并发症。
然而硅酮橡胶带来的好景也不长，又是几年以后，硫化剂对组织的刺激并引起局部组织的坏死、破溃的报告出现了。期望用硅凝胶注射来饱满自己胸部、挺拔鼻染、圆润脸部的人，不得不都打消了注射硅酮橡胶的念头。
中国接触注射丰胸是1997年，这也是中国整形丰乳史的开端，由曹孟君从乌克兰引入了“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就是今天被禁用的奥美定。
从1899年注射石腊油开始到目前屡禁不止的奥美定，出现临床症状的平均时间是24年，其中短的是11年左右就会发病，长的可以达到30年后才发病。而它们之所以被淘汰，都是因为惹出祸端后又不容易取出。而奥美定却是在注射后几个月就出现并发症。
假体植入年代
注射丰胸的弊端不断显露，医生们开始另辟蹊径。1964年美国人克洛宁发明了能方便地“整进整出”的硅胶假体，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硅胶假体进入到一个更为人性化的阶段，出现了可以根据丰胸者要求大小调节体积的充注式硅胶囊假体。
丰乳假体是一个形状固定的软体，可以通过在胸前开一个小刀口植入乳房，那个开在胸前的刀口位置也一步步地进化。最初是在乳房下缘开一个几厘米的口子，后来，这一刀口移至深色的乳晕部位，这样可以改善视觉效果。更近一步的切口，开到了腋下，大小只有3、4厘米，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丰乳整形，就是通过腋下切口将硅凝胶乳房假体移入乳房位置，细致的刀口缝合在一年后就看不到了。在中国台湾，美容整形医生把刀口开到了隆乳者的肚脐上，这种“因地制宜”的做法似乎更加天衣无缝，而台湾整形业更趋“天衣无缝”的做法是，通过肚脐往胸前输送两只盐水袋。
假体丰乳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万一出现血肿、纤维包膜囊挛缩引起的乳房发硬等问题时，可以整个取出，不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所以，在注射隆胸不断暴露出问题后，假体隆胸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整形医生的主流选择。
然而，硅胶假体植入隆胸也不是万无一失，1992年美国FDA在假体隆胸事故报道出现后禁止了这项手术。可是这一禁令吓不倒爱美和富有个性的美国女性，她们纷纷跑到欧洲等国去进行硅胶假体植入手术。就在禁硅胶假体的10年里，盐水袋作为替代品被植到女性前胸，包装盐水用的是硅橡胶膜，盐水袋隆胸发生“事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盐水慢慢泄露，人体像接受点滴注射一样吸收这些盐水，另一种情况是盐水袋突然破裂，这时胸前的感觉仿佛山体倾泻一般。
就在盐水袋风行到台湾的20世纪末，正在TVBS电视台主持《女人开讲》的陈文茜于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穿胸罩的女性主义者请举手》。她说，女性主义者若还穿胸罩，表示还束缚自己，真丢人；不穿胸罩却又叫荡妇，在街上四处招摇撞骗，更没地位。简单说，女人不穿也丢人，穿也没尊严。两只乳房，踹着女人，无一是处。
尽管无论东方还西方都有人在呼吁乳房的解放，美国FDA在2005年4月还是解除了对于硅胶假体植入隆乳的禁令。在禁止硅胶假体的10年里，通过观察发现丰乳失败的官司并不比注射丰乳更多。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每年有400亿美元花在整形美容业上的国家来说，隆乳是一件不太难做决定的事。美国丰乳整形事业又有了自己的市场和发展基地，意志坚定个性张扬的美国女性节省了跨洋隆胸的交通费用，政府又得到一笔税收。
尽管这种开禁一举数得、皆大欢喜，但是无论是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是勇气可嘉的女人，都在期待更为安全、不会出现后遗症的丰乳手段。
120年的丰乳历史，也是120年的反丰乳历史。最终出现了美国女权主义的集体作品《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告诉女性如何把握自己的身体，不要受制任何男权控制，当然包括不要为了别人丰胸。中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荒林说，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兹拉.艾森斯坦于2001年出版了著名论著《男人制造的乳腺癌》，指出男人对于女人身体的无极欲望正是导致女人死亡的原因。
健康最大
对女性胸部健康的关注，显示了一个社会的胸怀
■本刊记者 杨东晓
乔群的手术刀,绝大部分是开向健康女性的。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她每天面对的问题都与大众审美中的女性美有关：双眼皮、高鼻梁，尤其是丰柔挺拔的乳房。
同样是为女性开刀，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孙强的手术刀，用来救治乳腺癌患者。
有时，他们两位会把各自的手术刀同时开向同一位女性——孙强先走进手术室，为乳腺癌患者切除肿瘤，当他一退出来，乔群马上跟进，把乳房假体植入这位女性的前胸。
当那位在同一天接受了两项手术的女性醒来后，会发现自己在切除了肿瘤后胸前并没有落下恐怖的疤痕，而是依旧丰挺。
各种乳腺疾患的阴霾
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120万妇女患乳腺癌，有50万妇女死于乳腺癌，乳腺癌也是危害女性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乳癌发病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30%，排第一位，死亡率占15%，列第二位。孙强对《新世纪周刊》强调说：“全球乳腺癌的年增长率为2％，而中国的年增长率为4％，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几座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生活水平越高、工作节奏越快的地区发病率越高。同时，发病年龄也在下降，最小的只有14岁。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女性重视的问题。
在这些大都市里，女性“工作狂”、“丁克族”、单身、晚育、不哺乳、压力大、晚睡晚起、缺乏足够运动、使用含雌激素的补品化妆品等因素，都是女性成为乳腺癌高危人群的因素，在这些人群中乳腺癌发病比例约占女性乳腺癌患者的40％。
除乳腺癌以外，导致女性乳房疾患的其他诱因还有涂抹激素性丰乳霜的按摩、红外照射、磁场、注射丰胸等一系列想方设法刺激乳房丰满的招数，从健康与美学关系的角度来讲，这些手段完全是本末倒置。
乔群在假体丰胸手术以外，接触最多的手术就是奥美定取出，一些因早年注射奥美定出现乳房疼痛、溃疡、结块、感染、局部发热的患者，为了解除并发症的痛苦，只能开刀将一小块一小块与人体组织粘连在一起的奥美定取出。而取出之后，还将面对更加无法承受的胸部状况，因此有些患者不得不二次面对胸部的整形术。乔群告诉本刊，她所接触过最严重的奥美定丰胸后遗症，分别是乳腺癌、白血病和红斑狼疮。
别再关注大小
相对于关注乳房大小的人数来说，关注乳房健康的人太少了。即便是女性本人，对乳房的关心，更多的是它的大小和形状，给女人带来的外在形象和内心的底气——乳房在替女人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如果它不疼，就会被无限地加码，人类似乎需要它既柔软又坚挺、既丰满又紧致。男权社会对女性乳房的心理诉求是“能够一手掌握”，“掌握”这二字所暴露的心理无非是一种权力。
在中国，有多少女性行实过对自己乳房保护的权力？有多少女性能够正确掌握对乳房的自检？有多少社区开展过对乳房健康的宣传？因为自检而发现问题就医的女性有多少？这些项目和数据，目前都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中国医大附属第一临床学院肿瘤科孙田杰等人曾于2006年自行设计问卷，对928名住院病人的女性陪护者进行过一次乳房自检知识的了解情况、方法掌握和实施状况调查，这次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女性对乳房自检知识的了解率为55.5％，方法掌握率为9.9％，48.6％的女性实施过乳房自检，而仅有10.6％坚持每月实施。
武汉中心医院也曾对300位来就诊的女性进行过乳房自检调查，结果并不乐观地显示：近九成女性不懂乳房自查，不少人把正常的乳腺组织当成了肿块。
由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牵头的国家十一五科技项目“基于社区的乳腺癌筛查方案的比较和评价”于2008年年初正式启动。此课题在进行大规模的乳腺癌病例对照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乳腺癌风险预测模型，并根据此模型对社区妇女进行大范围筛查，确定乳腺癌高危人群，根据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临床查体、乳腺B超、钼靶摄片等不同频率和强度的筛查，目的是将早期发现的比例提高20％以上。
在美国，有一套系统的女性乳房自检方案，但是由于中西方人种的不同，这套方案并不适用于中国。孙强认为对于中国年轻女性来说，应该注意进行定期的B超筛查，因为有些组织变化X线不一定能查出来，同时定期的X放射线会对人体产生损伤。
乳腺癌切除后的乳房再造
在需要“由小变大”的人群之外，还存在着一批“从无到有”的需求者。
北京协和医院的两位外科主任，乳腺外科的孙强和整形外科的乔群共同完成的那些手术，就是为了给乳腺癌患者在乳腺切除后，能够具有完美的外形和心理环境而进行的。
在中国，这种两科室并肩完成的手术并不普遍，由于乳房再造尚未纳入医保，一些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城市中，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患者才能享受到这样一举两得的手术。而普通城市，对乳腺癌患者的治疗还停留在“先保命”的阶段。单纯保命后生活中突显出来的生存状况的遗憾，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有些做过乳房切除术的癌症患者，在治疗生理疾病的同时，又出现了心理和家庭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命是保住了，可是丧失了婚姻，胸前巨大的疤痕虽然会慢慢愈合，生命中更残酷的创伤却由此撕开。
一位能充分享受到先进医学科学关怀的乳腺癌患者，会在手术前几天，和整形外科及乳腺外科医生三方坐下来谈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开刀切除乳腺后，乳腺外科的人马部分退出手术室，留下的几位与立即跟进的整形外科医生一同处理切除后的问题：在同一天、同一个刀口下实施切再造这一环节的手术。这样，当患者从麻醉中醒来，面对的将不再是一种新的心理困惑、女性的尊严和形象问题，健康与女性形象的新生是同时到来的。
乔群介绍说，美国乳癌切除患者的女性意识非常强烈，加之政府已将癌症切除后的乳房再造，列入了国家医保，因此美国女性不必为这笔费用担心，她们在术前就会和相关医生探讨乳房再造的话题，先揽镜观察各种适合自己身高和体形的假体。医患之间讨论的这一话题在救命主题之外，更符合人性也更优雅，无论对于患者本人还是她的配偶，医患之间对于这一问题开诚布公的讨论，都更接近人类审美也更接近人生的完美。
人类对于乳房的自我认知还没有达到一个自由的阶段，还没有达到对于“必然的认识”，那么，它在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需要有相应的正确位置，哺乳、性爱、形象、精神、象征，带着这么多原始以及附加的意义，社会对乳房应该敞开的怎样胸怀？
一枚乳房罩杯的大小，恰巧就是这个社会胸怀的大小，而对乳房健康与自由的关注和容纳，则是社会健康程度和包容的睛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