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要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退出机制一旦建立并且完善，意味着公务员的退出将成为常态，这一职业也将不再是什么“太平职业”。

    有关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论述由来已久。作为常识，“铁饭碗”的打破，是为促成竞争意识，发挥个体的创造力，于任何职业都是如此。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告别了“铁饭碗”，回报与付出有更直接的关联。当然，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意义还在于能让其回归于普通职业。

    现代的文官制度中，公务人员实际上就是政府的雇员，于社会来说就是普通职业的一种。但是，因为是为政府打工，如果没有退出机制，也难保这种职业不会演变成一种特殊的身份。这种身份可能让公务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产生隔离感，从而使自己以主体者的地位面对公众，变公共服务为行政工作中的照章办事，甚或只是为上级办事。

    要还原公务员应有的职业角色，应当也使其同任何职业一样，清楚服务的主体和客体。这样一来，职业责任也就不再是单纯的书面语言，因为它要直接面对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这种满意度也势必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有关公务员的考评机制中。因此，退出机制是这样一个前提：由打破“铁饭碗”而消除身份感，使其真正意义上变成政府的雇员，今后公务员为确保职业的稳定应会有积极进取的意识，能力和个体价值会日益受到重视。

    退出机制的意义，也涉及政府行政的效率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责任上并无明确的事务型与政务型的区分，事实上一般公务员都与政府责任连带。如果公务员一直是终身职业，这种连带也将一直持续，不仅有了“ 太平职业”，对政府行政效率也可能有着直接影响。退出机制应能成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节点，对政府行政效率而言，也当有同样的意义。

    有关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尝试，各地已有不少。但制度上的努力，毕竟能胜过一些非常态的人事努力。之前本报评论文章曾指出，公务员“铁饭碗”的打破，需有制度化的操作。制度化，也即科学化，而非人情化。科学的管理面前，承载公务员人事变迁的应是既定的程序，而且这个程序要经得起推敲，能应对社会公众的质疑；人情的力量会尽量缩减，因为科学的管理意味着信息的透明、公开，意味着公众的信任与否会成为无形中的主导因素。

    退出机制将要建立，那么建立之后效果又会怎样？退出的形式有哪些？是宽口径还是窄口径？

    在此，我们不妨保留诸多疑问，以便今后的观察。但显然的是，从《公务员法》及其正在起草的配套法规中，从中央的这次《工作规划》中，我们可以看见：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已作为明确的议事日程被提出。公务员的“铁饭碗”，不再是要不要打破的问题，而是以何种形式打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