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年来,“灰霾”这个词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仅2007年12月,广州的灰霾天就达到22天。据计算,城市灰霾天每年夺走约30万人的生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有人打比方,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就相当于“吸尘器”,每天要过滤15立方米的空气。
从维多利亚广场上俯瞰广州,灰霾把城市笼罩得如同一个充满雾霭的森林。吴峻松/摄
2001年-2
005年灰霾形势图显示的橘红色和黄色表明:珠三角、四川盆地、长三角、京津冀、东北平原地区灰霾天的状况比其他地区严重 吴兑/供图
城市灰霾天年夺命三十万
专家吁严防雾都劫难重演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实习生 秦旺 郭丽萍 王霞 发自广州、深圳
如果许多城市的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排放量仍然以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10年,这些城市的空气将很难保证人类的正常呼吸”
■目前实行的空气监测标准还是1996年制定的,严重落后于形势。 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没有列入监测指标,而这恰恰是毒性最强的颗粒物
■国际通行的衡量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的悬浮微细粒子。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20微克。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以下,有5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100微克以上的空气中
3月下旬开始的几场春雨,让珠三角地区的城市暂时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中央气象台在网上的天气资讯提示:广州空气质量状况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可在室外正常活动。
和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在3月的多数日子里,广州依然与明媚的春光无缘。灰蒙蒙的天空带给人们灰蒙蒙的心情,对此大家似乎已习以为常。近年来,“灰霾”这个词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仅2007年12月,广州的灰霾天就达到22天。
对很多市民来说,灰霾天气带来的是憋气、咳嗽、头晕、乏力、恶心和坏脾气。去医院的患者一下子多起来。
世界工厂的代价
3月10日至11日,广东省出现大范围灰霾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灰霾预警信号。
行驶在广深高速上的吴杰一边驾车一边抱怨,“汽车在大白天行驶也要打开车灯,人就像一个白内障患者在阴天里行走。”车窗外,是距广州20公里的东莞麻涌。这一带烟囱林立,蔚为壮观。
当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时,他们却没有料到城里人在污浊的空气中低质量地生存着。在空气更加恶劣的车间里,他们更是以健康的透支为代价换取微薄的收入。
记者走进东莞的一家工艺品厂,车间里刺鼻的气味让人窒息,许多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工作。“这是树脂的味道,也有喷涂的工艺品散发的气味。”厂方的负责人说。记者悄悄询问一位女工,怎么能忍受如此难闻的气味,她回答:时间长了,已经习惯了。
2007年,东莞环保部门共收到有关大气污染方面的投诉3865宗。大多数市民或许并不知道,东莞经济在跃居广东三甲的同时,大气污染指标也超过佛山,跃居全省第一。“中国已彻底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大量绿地和农田被工厂和道路所占用了,城市失去喘息空间,一些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因此下降。”中国空气污染地图的制作者马军说。
一直在抱怨空气质量的吴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对空气的现状负有责任。珠三角地区的汽车尾气排放的细粒子已经占到污染物比例的20%-40%,和工业排放一起成为污染源的前两位。
2007年广州市机动车达180万辆,并以每年15万辆的速度增加。深圳汽车拥有量是120万辆,每天十多万辆的过境货柜车,对污染的贡献也不小。
深圳市气候中心工作人员李辉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2007年,深圳灰霾天气达231天,2006年是164天。
令许多人困惑的是,深圳是滨海城市,怎么也会出现灰霾现象呢?“深圳的灰霾天气不是单独的,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城市都受到了这种区域性灰霾的影响。这就说明灰霾污染问题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大气环境首席研究员吴兑说,“工业发展超过环境负荷,珠三角从机械污染、化学污染过渡到多种污染并存局面。国外发达国家完成这一污染过程花了200年,而我们只花了30年,就完成了三个污染阶段的演变。”
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王强教授说,“为什么现在北京周围的五六个省全部要规划起来一同预防,就是因为雾霾天气本身不只是北京本市的问题,还有一个周围区域的问题。污染物还可以从邻近的某个省跑到北京来呢!”“根据我们的记录显示,南京和杭州出现霾的天数几乎一模一样,长江流域的区域性特征也很明显,若不采取有效控制,很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吴兑说。
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更多的地方,近20年来城市发展很快,现在基本上隔几十公里就会有一座城市。城市密集成群,减少了以前存在于城乡接合部的空气污染缓冲区,一方面造成污染物不易扩散,另一方面也把很多城市连成污染关联度越来越密切的整体。
是雾还是霾
“明天中国大部分地区有雾或霾。”
当中央气象台播音员这样播报时,王强说,“雾和霾有着暧昧而又复杂的联系,我们一直忙于向公众解释这一过程。 现在的预报是一种‘浅式的预报’,说雾天增多了,实际上是霾天增多了。雾的改变,是当地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
过去,很多人都只知道雾,而不知道霾。“本来雾主要是由水滴组成的,而霾主要是由干粒子组成的,不过现在雾和霾已纠缠在一起了。”
“我们在北京看到的这个过程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在稳定的天气条件下,随着排放的污染物浓度越来越大,霾就会越来越重,由于霾是干的气溶胶粒子,如果水汽增多,就会凝结变成雾滴,霾就是由一个逐渐的积累过程转化成雾的。雾形成了以后,经太阳一晒,即使水滴蒸发了,霾却还留在空气里,所以雾又转化成了霾。”
雾和霾的转化,对近地面层的结构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使得雾和霾的转换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如果污染物不断地积累,浓度也会越来越高,那么对人的危害也会越来越大。
吴兑说,“广州99.9%的情况是霾,根本不是雾。低纬度低海拔地区形成雾非常难,雾是低温下饱和气块的标志。我曾看到中央气象台播的一条气象预报‘北京盛夏季节30℃大雾弥漫’,在中学教科书上不都写明了,雾是低温下饱和气块的标志,还这么播,是不是一个大笑话。出现的肯定是霾,夏季30多摄氏度条件下,水汽很难有达到饱和的能力。”
灰霾的出现,就好比一盆清水,一个人或少量人洗的时候,这盆水的容量是够的,但等大量人进来洗了以后,这盆水的环境容量就饱和了,于是这盆水就变成了浆汤。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通行的衡量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悬浮微细粒子。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20微克。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的标准以下,有5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100微克标准以上的空气中。广州也达到100微克。相比之下,纽约才二十几微克。
2007年12月23日,国家环保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全国主要城市当日的空气污染指数(API),成都的空气污染指数以422位居全国首位,创下了数年来的最高纪录。“持续数日的雾灾直接影响了空气质量,导致API指数的拔高。”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解释道。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银燕教授对南京1961-2005年的霾日数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南京的霾天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近50年内竟然增加了上百倍。“20世纪60年代,每年的霾天仅有几次,而到了1991年,首次超过100次,最多的1994年霾日高达158次,2005年也有106次。”2001年至今,南京的灰霾天不仅来得勤,而且“住得久”。
“每个人都是吸尘器”
“灰霾里的微细粒子在人的呼吸系统撕开了一道‘看不见的口子’。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主任宋宏说,上呼吸道系统是人类防御病毒进攻的一道重要防线,污浊的空气,会“穿透”人的呼吸系统,首先是鼻咽部,接着是气管,一些毒性物质能渗入肺泡里溶解,一些不能吸收的毒性物质则粘在肺细胞的表面,而那些被溶解的毒性物质又将随着人的血液对人的器官包括心脏造成损害。“如果同一部位反复发炎,也有癌变的可能性。”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陆家海发出警告,“灰霾的形成将会对各种传染疾病的流行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大气环境中,人的机体抵抗力也将大为减弱。”
陆家海提醒,晨练的人们最好待在家里,灰霾天里锻炼和运动无疑是“挥刀自戕”。
关于预防办法,专家的建议是:外出必须戴好口罩,“或者选择离开”。
后面一个建议显得很无奈,一座又一座的城市被充满着悬浮颗粒物的空气包围着,让人几乎无处可逃。“我们人体每天需要呼吸15立方米的空气,住在城市里的人就相当于吸尘器,每天要过滤15立方米的空气,这样持续下去,细粒子污染对身体的危害要比切尔诺贝利核辐射严重。”吴兑打这个比方时,也在形容自己在城市里的境遇。
在武汉同济医院呼吸内科的病房里,刘玉琴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一周前被查出肺癌晚期。她自己没有料到,自己和老伴都不抽烟,怎么会得肺癌。
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每天呼吸的空气有多么危险,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没有把自己身上的异常与空气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就像温水煮青蛙,等到感觉到不妙时,为时已晚。
陈士杰等研究人员,对整体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资料与大气总悬浮颗粒物年均浓度资料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肺癌死亡率与9年前总悬浮颗粒物的灰色关联度最大,这意味着总悬浮颗粒物致肺癌的潜伏期为8年左右。
影响最大的是人类生理年龄的两端——孩子和老人,在美国完成的一项历时8年的前瞻性研究发现,交通污染可显著阻碍儿童肺功能的发育。灰霾,对于体质较弱的老人来说,意味着死亡。
青壮年则在大气污染的慢性效应中浸淫,至于什么时候可能患病,“一切都看个人的抵抗能力了”。
橘红色的警报
打开中国大气环境电子地图,屏幕上显示的是一大片惊心动魄的橘红色。目光所及,广州、深圳、西安、成都、太原、沈阳、北京、上海等城市均在其中。持续性的重污染天气已成为我国城市和地区需要面对的严重问题。“珠三角、四川盆地、长三角、京津冀、东北平原地区的都市化城市和重工业城市,出现灰霾天的状况比其他地区严重。”王强和吴兑的观点比较一致,“北方和南方在空气污染的成分上,本质上差别并不大。但是由于地表状况的差异、工业门类的组成、工业排放的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在中国的许多大中型城市,几亿人口面临着与空气中的隐形杀手的亲密接触。空气污染呈现出范围更广、次数增多、时间延长、灰霾天气出现等四大特征。“如果许多城市的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排放量依然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这些城市的空气将很难保证人类的正常呼吸。”王强对记者说。“城市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二氧化硫,而是光化学烟雾、细粒子的复合大气污染问题。”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张远航指出。
早在2004年底,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的唐孝炎院士根据在广州等地的研究,就发出了“可能爆发光化学烟雾”的警告。
在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王强教授眼里,雾在变黑。“里面的化学污染物对人体的损害非常大,它更反映了城市污染的真实情况。”
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赵越博士,对2004年1月至2005年9月北京市8个城区、近郊区的死因数据、大气污染和气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大气污染对北京市民的两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系统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影响,分别为每天增加41和59人,过早死亡的经济损失分别为2550万元和3691万元。“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赵越告诉记者。但大气污染引起的居民健康经济损失不容忽视。
由他撰写的《大气污染对城市居民的健康效应及经济损失研究》博士论文显示,我国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总平均损失寿命年为18年,重度污染出现后的第六天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达到最高,而心血管系统疾病死亡则是滞后两天。
另一个结论也足以刺痛我们的神经:2004年,中国城市由于空气污染共造成近35.8万人死亡,约64万呼吸和循环系统病人住院,约25.6万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7.4亿元。
该结论被国家环保部专家进一步证实,“近年的数据与2004年大体相似。”
监测标准严重滞后
在中国,可吸入颗粒物国家标准是年平均浓度每立方米空气100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五倍。
广州是全国率先对灰霾进行预测预报预警的城市。但在现有国家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下,出现灰霾天气并不认为是空气污染。
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环境与生态研究院院长杨中艺说,形成灰霾的主要成分——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小于2.5微米(PM2.5)的大气颗粒物,没有列入监测指标,这恰恰是毒性最强的颗粒物。
在环境空气质量 (API指数)体系上,国际上的标准是监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粒子颗粒物(PM2.5、PM1)、能见度;而国内只是监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环保部环境标准处处长冯波解释,“确实,我们现行实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1996年制定的。监控的主要就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巨粒子),标准里确实没有要求对细颗粒物(PM2.5、PM1细粒子)进行检测。”“标准是依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制定的。当时国家还没有条件对细粒子实施检测。现在国家环保部正在对老标准进行科学论证,如果对现行标准进行调查和评估后,标准值的高低和标准的设定被论证为不符合实际要求的话,我们将通过立项来修改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使之符合现行的实际情况要求。”
在中山大学讲授光化学污染课的吴兑对此做了一个比喻,“相当于我们每天在这数老鼠,他们却在数大象,珠三角的空气质量不好是因为‘老鼠成灾’,大象并没有成灾。而国家的空气环境评价体系是评价大象。所以环保局的监控体系根本监控不了这个指标,环保局只管巨粒子,就是说他只管鼻孔这里的事,他不管气管、支气管和肺泡的事。”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环保部门老说空气质量优良,公众和媒体却老说污染的原因了。实际上是真污染,但是我们国家的环保指标已经衡量不了。换句话说,环保标准已经不符合实际了。
警惕伦敦雾灾重演
“我们现在重视GDP的增长,忽视了人们的健康。要知道你有了钱,可以买到医疗服务,却买不到健康和生命。”
王强教授呼吁,要警惕伦敦雾灾在我国重演。他再次提起了1952年12月伦敦那次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一次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在五天时间里,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其中多数是年长者。雾灾之后几个月,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当时英国雾中烟尘颗粒物浓度是每立方米4毫克的量级,2007年12月28日,北方某特大城市个别测站的小时峰值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立方米1毫克。伦敦雾中的污染物以燃煤产生的硫化物为主,我们城市空气中的污染物成分更复杂了。”
我们再不能以“习惯这种天气了”来表达自己对健康的冷漠。王强说,在全国的一些城市,污染状况甚至还要严重。这一趋势非常值得警惕,不能等到出现事故以后再被动地应对。“当时,伦敦的“毒雾”持续了5天左右的时间,目前,我们国家严重污染的持续时间正在增长。”突发性的灾害能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在局部地区个别地方和个别时段,也要防止出现这种突发性的灾害。
违法比守法划算
大量的化工企业建在中国,在为当地带来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同时,带走了廉价的产品和丰厚的利润,留下的是被污染的环境、纸面上的GDP和大批失去健康的人。
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10个省市启动了绿色GDP试点工作,然而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受到地方的普遍抵制,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由于工厂不支付与污染相关的成本,因此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尤其低廉。有些国际企业‘国内一套、国外一套’,用双重标准对待污染问题,说明我们自己的标准过低,处罚太轻,监管不严。”一家大型纺织企业老板曾对马军说,他们其实已经掌握了废水处理技术,每天可以少排一半的废水,但这家企业说他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水价太低了,他们这样做的话,所花的成本就比竞争对手高得太多。
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事故罚款最高限额为50万元;据环境影响评价法,违反环评擅自开工建设罚款上限20万元。不要说与跨国公司在本国动辄上亿元的污染罚款相比,就是在中国本土而言,违法成本也远低于守法成本。
“而在国外,一家企业要是超标排放,当地环保部门要来找它的麻烦,法院要来找它的麻烦,媒体要来找它的麻烦,一些环保组织也要来找它的麻烦,社区也会来找它麻烦,甚至它的员工也会来找它麻烦。”马军说,在国外各种因素都在制约企业的表现,而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制约企业污染排放的强大力量,当然这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公众缺乏获取环境信息的有效渠道。
“无疑,中国的环保之路任重而道远。但刚刚过去的‘两会’上,中央政府将国家环保总局改为环保部,这说明国家很重视环保问题,就是希望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监管力度。”王强说。
民间环保人士马军寄希望于今年5月1日要正式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如果这部条例能得到真正执行的话,企业就将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我希望在5月1日以后,媒体和公众能更多地关注环保部门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和企业环境信息。”
中山大学杨中艺教授建议,政府管理部门以及科学界应加强对我国民众疾病负担中环境因素的研究,及时发现引起疾病的各种环境问题,并向公众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