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差距超合理限度 制度缺陷致分配不公

       《瞭望》载文指出，税收机制不到位加剧贫富分化

       新快报讯 （宗新）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

       基尼系数超警戒线

       文章中写到，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高收入者纳税额只占三成

       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在再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对调节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机制不到位。

       当前居民收入方式日趋多元化，政府却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建立有效的收入监督及控制体系。

       同时，由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使得本该成为纳税主力的高收入阶层却往往成为漏税逃税大户，而不该纳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为了纳税的主力。

       据统计，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只占税收总额的30%左右，在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比重的80%以上。这种税制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税收本应起到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名词解释：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21世纪经济报道》：缩小收入差距要靠健全的制度

       收入分配是目前最受关注,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因此,本报邀请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是为北京圆桌第164期。

       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

       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

       <21世纪>:一般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您认为是这样吗?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农村的收入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城市收入水平,同时农村又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这种二元结构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农村的人均收入提高得比较慢,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提高得也慢,这就造成了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国民收入提高得很快,但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上不来。但最近情况有所好转,劳动者的收入在提高。这是一个好现象。

       另一方面,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市场准则,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回报逐渐提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企业家等,他们的才能越来越有发挥的空间,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明显。他们的报酬因此提高,和一般工薪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经济处在市场化过程中,所以这方面的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对人力资本报酬提高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不能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因为随着经济效益提高、技术进步,最终全社会都会从中受益,所以总的来说是好事。

       但是,即便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差距也应该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扩大,否则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面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政府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发达国家其实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们也不是一直采取完全放任的措施。市场当然起主导作用,但是有些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要靠制度来解决。西方国家有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所得税等等,这些都是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为了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市场化,就什么事都不管,放任市场,收入差距再大也只能听之任之,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21世纪>: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状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原因是什么?去年股市与楼市的火爆行情,对居民收入状况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小鲁:从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来看,城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在加快,这是一个好现象。过去从数据上看,一直是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快,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慢。从前年开始,这个情况出现了变化,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全民收入的提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和现在关注民生、健全社会保障的政策有关;再一个是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有关,农村居民多得到了一块收入。2007年的居民收入分布数据还没有出来,我想低收入居民收入上升的情况还会持续。这有助于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去年下半年股市房市暴涨,肯定会带来一部分居民的收入大大增长,主要是中高收入居民获益。股市房市的这种收入变化,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现在股市房市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和经济结构失衡有关系,因为流动性过剩,大量储蓄要找出路,所以导致大量资金涌向股市房市,这么旺的需求导致了泡沫。股市房市的泡沫总要破灭的,所以现在一些人的收入增长,可能并不稳定。泡沫破灭的风险,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考虑,带来的结果是负面的,因为大户和中小股民之间承担的风险是不成比例的,中小股民面对的风险更大。因此,这会加大中高收入投资者和低收入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21世纪>:市场化改革会继续加大收入差距还是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

       王小鲁:经济学中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是库兹涅茨在1950年代对几个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呈现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后人把它概括为"库兹涅茨曲线"。有些人以此为根据,认为市场化自然而然就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现在是处在扩大的阶段,以后就会缩小了,所以不需要人为干预。事实不是这样,库兹涅茨本人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收入差距的缩小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税收、政策的变化,他还专门提到了累进税的作用。所以,收入差距缩小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制度健全是有关的。

       中国的市场化要避免走进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认为中国市场化自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所以不需要干预;第二个误区是用政府干预替代市场的作用。市场仍然是主体,市场化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在市场化的同时,必须有一些制度保障。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有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资源管理制度。经济学有"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争论,我认为这种争论是很片面的,政府不管大小,该做的事情必须做,政府小到不能履行必要的社会职能是不好的,没有任何社会可以不要政府,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什么都不管;而政府大到超过了必要的程度也不好,很多本来可以靠市场配置的资源政府非要进行干预,靠行政权力来配置,结果往往不好,导致腐败、浪费、低效率。所以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大小的问题,而是政府有没有效率的问题,政府职能是否合理,制度是否完善,政府是否廉洁,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完成社会赋予的公共使命的问题。

       制度缺陷导致初次分配不公

       <21世纪>:您的研究表明,各种特殊利益者一年得到的隐性收入达到4.8万亿,如何解读背后的权力格局与制度含义?

       王小鲁:少数特殊利益者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灰色收入,是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度不健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有很多漏洞、扭曲,导致一部分收入通过不很正当的渠道,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加剧了收入差距。

       其中一个方面,涉及到初次分配中的资源收益怎么分配。比如,土地在进入市场时会形成增值,对此应该有一套合理的制度来进行分配,包括对农民的合理补偿。有很多地方政府从农民手里收了土地,开发以后,转手卖掉,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很大一笔收益,这笔收益不进入财政预算,不受监管,它的使用非常随意,其中有一些变成灰色收入。另外,在土地转让过程中也有大量的权钱交易,有些开发商通过土地的交易,迅速暴富。他们的利润哪来的?不是靠提高效率,是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和权力相关者私下交易而得到的超额利润。因为不规范的土地收益分配,一些人大发其财,而社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因此,制度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21世纪>:这就是说,在初次分配中也存在诸多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事情,那健全制度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王小鲁:党政机关、党政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现象还非常普遍,不仅仅限于土地资源的分配方面。这和制度不健全,或者是监督不到位有关系,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说明制度改革还不到位。

       另外,像电力、石油、电信、金融等企业,因为它们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可以保持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而我们的制度对此又没有做出合理的安排,所以都成了垄断部门自己可以专享的利益,这是不合理的。针对这些情况,需要做很多工作,例如可以通过改变分配规则把垄断收益社会化,可以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来减少垄断,等等。

       众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要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这套制度要能保障市场的主体地位,不对市场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又要做市场做不到的这些事情,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公平。这些事情还必须做得有效率,做得公开、透明,要有社会监督。这就涉及到整个政府职能的转换。改革30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确实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在政府改革这方面做的还非常不够。现在存在着很多既不公平也影响效率的问题,比如公共资源的流失、贪污腐败、垄断部门的问题,这些都是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的,政府体制改革先要从这些问题开始解决,这是当务之急。

       依靠财税制度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21世纪>:2007年财政收入预计将超过5万亿,比去年增收1万多亿。从税制改革、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角度,应该如何调节收入分配?

       王小鲁:个税的问题,关键是看对哪个阶层来说,起征点调到2000元,对中低收入居民来说,还是有很大意义的,我看到一个数字,说七成工薪阶层可以不用缴税了。当然仅仅靠这么一个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比如说,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收入居民的纳税问题,工薪收入基本上都跑不了,但是大量的灰色收入,其实是不用纳税的。结果就造成很多高收入居民反而少缴税。这主要还是税收体制不健全,下一步的问题是怎么健全税收体制,减少漏洞,把税法真正变成所有公民必须遵守的义务,让所有该纳税的人都必须纳税。

       <21世纪>:与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相比,财政支出的增加同样迅速,同时,也加强了对劳动力的保障。有人认为,这会增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王小鲁:像<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农民工的就业更规范了,也要为他们上社会保险了,这些会不会大幅度地提高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中国的出口加工业的劳动成本和发达国家相比,低到不能比拟的程度,这些年来,中国的出口加工业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但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加班工资,有的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这么辛勤的劳动,拿到这么点收入,是很可怜的。所以我觉得,劳动者报酬是该涨一涨了,没有必要为了维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价格,把这一代人的青春健康全部支付出去。

       如果我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适当地提高工资水平,改善整个中国出口加工业劳动者的福利待遇,我相信不会导致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尽管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改变,可能会有其他低收入国家来替代,但不会导致整体性、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