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蒋泥

    《天下衙门———公门里的日常世界与隐密生活》（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写的是历史，好像已为陈年旧事，其实这里头能读出现代史、当代史的不少内容，因为“历史无新意”，今天我们沿用的种种花式，那时候就有了。 兴许它们都是从那里来的，只不过一代又一代，人确实不一样了，工具、手段进步了；兴许人类的基本生活没什么本质的变化，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流露的理念等，往往有了共通性、雷同性，某些地方就具备了借鉴性，说明祖先们不比我们傻多少，有时候他们比我们更聪明。

    历史上的人也有装相、作弊、吃空额、聚众吃喝，衙役们住大院内常常发生“家庭暴力”事情，而施暴者不只是妻妾成群的男人，还有强盛一头的女性。明小说《醒世姻缘传》91回就写到一个姓吴的推官，经常被奶奶武力镇压之事。他们住在大院里，由于隔壁新分了一个经历狄希陈过来，奶奶怕影响不好，才稍作收敛。没想到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两家的奶奶都逞凶，也就无所谓影响不影响了，女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时吴推官衙里受罪，狄希陈那边听了赞叹；有时狄希陈衙里挨打，吴推官听了心酸；有时推官、经历一起受苦，推官与经历的奶奶同时作恶：真是那狮吼之声，山鸣谷应，你倡我随。”吴推官仍旧怕被取笑，不料人家告诉他，这种事“几乎家家都有”。连县太爷都是被奶奶“一巴掌打在鼻上，打得鲜血横流，再止不住，慌忙叫了医官去治，烧了许多炉灰吹在鼻孔……”可见那时的“家庭暴力”也是不得了的。

    当代不少西欧人往往沾沾自喜地说自己是高福利社会，瑞士、比利时这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甚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生育。可是，慢着，《国语·越语》记载，春秋时期的越国也制定过类似制度。妇女如果快要分娩，就得报告官府，再由官府派医生来守护，生了男孩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了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3个子女的，官府派乳母来哺育。齐国人若是生出3个的，可以免妈妈的税。再生一个时，全家都免。生到5个的话，官府会派保姆来，孩子和保姆的口粮全由朝廷承担。当时还成立了孤养院，殷周、秦汉，直至明清都开办有“养老院”，明朝奸相严嵩被抄家后就进了“养老院”，并在那里老死。

    这样的制度被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后，对后来西人理想社会与福利制度的构想、成型，有一定的参照价值。英国一本名叫《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的书，记载了传教士的见闻。说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当时的残疾人如果确系无人供养，可以收归各个城里那些“皇帝的医院”救济院。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此付出足够的租金。那些被接纳进来的人，“一般都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养”。医官将他们登记入册后，每年都要汇报花费多少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会因此受到严惩”。

    而两汉以来官员普遍采用宗室回避、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它规定官员不能在本地做官，三代以内的亲属不可同衙门，也不可在上下级衙门任职。清朝还把“亲属”的范围扩大到师生故朋，这就让官员失去了在当地建立关系网的机会。清朝的官员，都在本乡五百里外为官，那句“千里当官为发财”的“千里”，实际上是个比较实在的数字。

    作者这样写的目的他没有说到，郭建在他写的《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后记里谈起过自己的设想，而《天下衙门》又是最受了郭的影响所以由此可见一斑。

    郭建说，他想以今度古，告诉学生我们所研究的那些煌煌法典过去是如何实施的。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和具体问题上，不至于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悬空八只脚”。他集中精力，搞清了明清两代基层州县衙门司法行政的具体情况。基层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它们梳理出来了，就可以“窥得古代国家机器运转之一斑”。这需要大量考证，花费许多心血，可是具体到写书时，他却用了通俗的写法，因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大众的学问，历史书籍也应该是一种‘通俗读物’，完全没有必要把学术专著和普通读物划分为深沟壁垒的两大阵营。……如果历史学家都忙于写那些只有同行才看得懂、读起来要正襟危坐、半页正文半页注释的城砖式的专著，那么真正创造历史的大众也就只能敬而远之，满足于看‘戏说××’的胡编乱造，我们悠悠五千年之久的历史所存留在普通人心目中的，也就只能是一些剑客佳人情话或是帝王深宫阴谋了”。

    他的看法和柏杨写《中国人史纲》、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吴思写《血酬定律》《潜规则》、王学泰写《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思路上是一致的。后来就有了《帝国政界往事》、《正说清朝十二帝》、《正说宋朝十八帝》等一系列通俗的说史类图书，以故事的形式讲历史。

    《天下衙门》既然也是在走着这一条路，那就未尝不是一本很好的书，值得读一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