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别处”

    胡修江

    朋友向我诉苦说，早上拿出一件非常雅致的棉布小格裙，可不到6岁的女儿死活不肯穿，嫌不好看。孩子说，要穿那条蓬蓬纱粉红公主裙。朋友觉得那样的裙子看上去啰里啰嗦的，还不凉快，就说：“这个小格子裙多好看呀，穿上去 很可爱，我最喜欢你穿这条小格裙子了。”可孩子却斩钉截铁：“你喜欢不等于我喜欢。”

    于是就很羡慕这个孩子，可以如此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地之间，总该有属于孩子的一点地方，但多少年来，这个空间少得可怜，也鲜有人可以如此反叛“威权”。长久以来，“忤逆”成了走不过的大山，那是绝对不能让人忍受的，即那些日后成为大师的人物也不例外。在这本名为《童年》的书里，我们约略可以见识到战战兢兢缩伏在长辈影子里的一些“反叛”的姿态，或者说只是简单的天真与“狡黠”。

    其实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就读过诸如此类的文字：“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

    但有些人就很不幸，玩这个游戏时被先生抓了个正着，于是就不得不停止自己的行为，也因此失掉了很多驰骋个性的机会。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里说：“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石印绘像上，摹画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打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也许就是这样的区别，使得鲁迅日后可以为自己的文集作插图，或者具备了选择插图的眼光，而胡适则与此不敢问津。逃得过与逃不过，对于未来，竟然有这样的影响。

    当然，大人们总能找寻到诱惑孩子的办法，并让其心甘情愿接受这种诱惑，然后附带着达到所谓“安身立命”的目的。沈从文写道：“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弄得黄瘦异常，只得经常用草药蒸鸡肝当饭吃。”真是可笑的一幕，就像受过驯化的马戏团的动物一般，那把驯兽员手中的干粮本来只是一个诱饵，动物们只是想尽力得到它们才拼着命去表现，而观众得到的却只是干粮之外的东西。沈从文在回忆童年时，还提到他的一个张姓的表哥，是他让沈从文学会了“荒唐”，“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着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由此我们也才知道，学堂也好、私塾也罢，那只是一种虚空的形式，真正的学问还是在俗世间，要不，仅仅小学毕业的沈从文何以能凭自己的一枝笔独闯天下呢？

    孩子总有孩子的眼睛，童心不带灰尘，更不沾功利，有时做事让大人觉得不可思议，当然，有些事大人也未必清楚个中趣味几何。郁达夫《儿时的回忆》说：“大小便，是同学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也就成了乐园……”后来老师发现了这一规律，就采用抽签的方式，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一班同学们的惟一的乐趣。”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更是利用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夺“自由”：“书房有一座大钟，每天下午钟鸣四下就放学，我们时常暗自把时针向前拨快十分来钟。”老师识破后，改用日影计时，“便利用太阳光照在窗纸上的阴影用朱笔划一道线，阴影没移到线上是不放学的”。对于想方设法争取到的闲暇时光，他们大多付给了花园的野草与蟋蟀，乡间的蓝天与原野，因为他们知道，像“‘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就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亦无须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也难怪季羡林在《回忆育心小学》中感叹：“李老师带我们全班到大圆池附近去种菜……于时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们蹦蹦跳跳，快乐的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鸭，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

    渐近中年，再读里面的文章，不禁生发出诸多感想。成人们的自以为是和蛮横威压也许能够塑造一个合乎自己意愿的模型，但决不会塑造一个独立思考且有创造力的灵魂。孩子有自己的天性，但只是一味听凭其选择不会有所成就，因为世界需要人长大，任何时代都不会完全“童真”，虽然这些“叛逆”入文字觉得妙极，真正的生活与此差距很大。真正的社会是包容所有的，农民、工人、科学家们也有自己的童年，所记未必如此，因为“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走好未来的道路。

    童真是属于艺术的，想起米兰·昆德拉那个有名的命题———“生活在别处”，对于儿童来说，“此处”就是父母师长圈定的既有秩序，而“别处”则是童真世界里无所顾忌的喜乐悲欢，童真就是“别处”的景致，也就是朋友女儿的那条粉红色的公主裙。（《童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