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五位四川省厅级官员分别在美国佐治亚州和明尼苏达州接受理论培训，并进入州政府部门“顶岗实习”(美方称之为“Job-shadow”，即“影子工作”)。中国官员在国外政府部门“当官”，全程跟随外国官员参与各项工作。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自改革开放起始，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出国考察、出境学习就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一种途径，官员出国深造“蔚然成风”。然而，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公众对官员出国高成本的非议，国外培训机构对培训中国官员的热衷，以及培训成效评测的复杂性，使官员出国培训成为公众眼中一件“花钱不讨好”的事。

　　体制、国情不同，取回的“经”会南橘北枳吗？

　　“出国考察就是出国旅游，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与其出国顶岗培训，不如到穷困边远山区挂职锻炼来得实在！”

　　这些话虽有些偏颇，但在公众心目中，对官员出国学习总有种“浪费”钱财的印象。原因在于一组数字：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其中出国用汇19亿元)，其中中央11亿元，地方18亿元。

　　6月上旬，一则新闻再次将对“官员出国”的质疑和批责推向风口浪尖。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按照“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打算，在今年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从这种“观光”的安排上看，公众心目中“浪费钱财”这四个字一时间还很难驱除掉。

　　“官员出国成本过高，造成巨大浪费，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说，“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缺乏内在的硬约束，目前还是一种软约束，使领导干部可以在财政上做很多临时性的调整，使得某些开支远远超过了所需要的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其他部门的利益。”

　　美国成了中国官员培训基地

　　近几年，国内党政干部出国考察、培训，无论是在考察团的规模上还是出国的频次上，确实有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要求5年内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

　　于是，党政干部大规模赴境外学习培训就似乎成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最好选择。

　　自2003年起，哈尔滨、新疆、青岛、重庆、山东省、杭州、湖南省、泰安、河南省都派出了干部赴国外进行不同时间的学习和考察。

　　在所去的国家中，“美国”两个字格外显眼，虽然也有去其它国家的，但从公开报道的事实看，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官员培训团最多。美国俨然成了“中国的官员培训基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培训“哈佛计划”。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中高级官员。有报道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国外热衷培训中国官员

　　目前，我国官员去海外培训可去30个国家和地区。出国培训管理司对于出国培训的国别和地区分布进行整体调控。由于各国特色不同，在派出时也注意扬各国之长。

　　瑞士圣加仑大学中瑞公共管理培训项目经理约瑟夫·蒙德尔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瑞士在公共管理、环境保护和旅游方面比较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我们愿意把这些领域的一点点好的经验提供给中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1998年起开办的“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吸引了大批中国地市级官员前往学习，这个班也因此得名“市长班”。2001年4月，中国同新加坡签署了“中国高级官员赴新加坡考察学习计划”。在这项计划下，每年由中组部选派12名中国高级官员赴新留学。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瞄准了这项事业：今年2月5日，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

　　中国官员出国培训给世界带来的机遇是很明显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主任周孙铭教授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一向都鼓励新加坡人来参加我们这个项目。来参加我们这个班可以认识到中国高级干部，跟他们建立同学的关系。以后我们的国营企业，我们的法庭机构要去中国开分公司或投资，他们就有这些校友帮忙。”当地媒体更直接指出，本地企业要熟悉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和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进而顺利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其实无须舍近求远，完全可以在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就地取材”，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官员出国成效几何

　　官员一批批地出国培训，到底成效如何呢？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阐述了一个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成效，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他指出，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渠道非常多，所以不一定非要花时间、花精力到国外去考察。

　　关于官员培训归国后的成效，有观察人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虽有整批整批的官员到公共财政管理比较规范的国家考察，可是，他们学到的东西给人的感觉仍是有限的。

　　不过，出国培训的成效是很难量化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问题。有观察人士指出，归国后取得成绩的官员，运用更多的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西方政府管理经验只是作为补充，或者被“中国化”了。

　　“以前我国是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合而为一的，但西方比较强调管理的技术层面，我国干部出国培训，主干课程也都是公共管理，侧重技术层面的东西。与传统的政府管理大不一样，不是建立在政治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王云骏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有观察人士认为，一直以来，国内讲究的是领导艺术。艺术的概念更加宽泛，也没有一定之规，而技术则更加具象化，更容易操作。“希望在国外的‘顶岗培训’能扭转这一痼疾。”这位观察人士说。

　　(转载于人民日报-《华南新闻》；文/崔世海 李慎波 周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