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村案件调查 一句脏话和5分钟的点杀
“现在尸检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死因到底是什么。”小东的堂叔高先生说,警方已经告诉他
们抓紧把户口卡从老家拿来,然后让他们等待结果。
截至7月18日,小东家属仍然没有得到尸检结果。他们仍不愿相信,三个半大孩子,就能在5分钟内,把自己的儿子活活打死。
7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顺义区仁和镇军营村高志会家,他是小东的父亲。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没有窗子,一张双人床几乎占了房间的一半,床头一侧放着一台旧电视机和旧的影碟机。
屋子里时常陷入沉默。高志会坐在床沿上,搭拉着头。妻子坐在门口的一把笤帚上,双手抱头,从不抬头,不搭理人,仿佛一座雕像纹丝不动。
“我哥家就这么一个独生子,整个天都塌下来了。”高志会的一个堂弟高先生的话成了屋子里唯一的声音。
高先生断断续续向记者讲述了事发当天的一些片断。
7月8日中午11点多,小东考完试回家,说到外面吃水饺。一刻钟后,他回来了,把剩下的1块5毛钱给了母亲。之后,他又骑车回校。
谁曾想,这竟是母子诀别。
12点多,小东的同学突然出现在小东母亲面前:小东被打了!小东的家离就读的民办红星小学,走近道5分钟不到,骑车走远路也不超过10分钟。小东的母亲赶到现场,看见躺在地上的儿子不省人事,一下子就蒙了。警察问她丈夫的电话,她也说不上来。
据目击村民介绍,三个小男生围着小东拳打脚踢,大约持续了5分钟,直到小东被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三人才离开。
警方带走了三个男生,最后,刑拘了其中同为外地孩子的李小路。
只因为一句脏话?
事发后第二天,空港刑侦队对媒体记者说,殴打因一句脏话引起,至于具体细节,并没有透露。
三个男生,其中两个是另一所民办学校育英小学的学生,一个叫李小路,户口卡上是14岁,今年刚毕业。一个叫杨初,在读5年级,11岁多,两人都是外省人。另外一个男生外号叫“斜眼子”,十六七岁,本村人,社会上的小混混。
事发当天晚些时候,杨初和斜眼子被警方释放出来,而李小路被刑拘至今。
“是他(死者)先打别人的耳光,这是事实。”杨初的母亲认为,正是小东先打别人,才招致了自己挨打,而且她觉得这是个意外事故。
那么,小东为啥主动打别人?
有一说是当时三个男生挡住了小东的路,小东骂了对方一句脏话,对方还了一句后,小东便先动手,进而双方就厮打起来。还有的说是三个男生故意找小东的茬,小东被激怒了才打的。
为此,记者想找当事人杨初当面求证,但遭到杨初父母的拒绝。“他也说不具体,见不见一样。”夫妻俩始终认为杨初没有参与,“要是参与了,他能出来吗?”
能不能找到那个斜眼子当面求证?可是,许多当地村民,包括李小路的家人都说,他们只知道斜眼子是本村人,具体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找到了,他还能给你们说实话吗?”一个热心的村民提醒记者。
“把一个人给活活打死,就算是个意外,至少也说明了现在小学生的暴力倾向有多严重。”参与过多起青少年法律援助案件的刘洪伟律师认为,或许事件本身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暴力行为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等等。
那么,打人者都有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他们在学校表现如何?三个少年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打架多是闹着玩?
李玲是李小路的姐姐,她沉默地领着记者去了她家。
李小路的家住在一个有10多户人家的小四合院,住的全是外省人。李小路家的房子十平方米多一点,南北朝向,前后放了两张床,床上没有凉席,床单破旧不堪。“这院里就数他家穷,已经有半年多没交房租了。”房东刘老太说。
15岁的李玲是事发前几天从老家过来。她很清楚地记得,事发当天她和弟弟两人在家。“早晨斜眼子来找我弟弟,正好他不在,中午他又来找,当时我在睡觉。斜眼子把他的自行车放在我家里,之后两个人就出去了。”
她认为,自己的弟弟绝对不可能是唯一打人的人,而且实际年龄不到14周岁。警方只拘留李小路是“不公”。
李小路的父母平时跟孩子接触的时间很少。李小路的父亲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干活,一般早晨六点多就走,晚上回来没有准点,有时下午五六点就回来,有时八九点,有时要干到凌晨四五点天亮了才回家。母亲在附近的服装厂上班,也是早出晚归。
“在我心目中,他并不是一个坏孩子。”育英小学的席雪梅校长记得两年半以前,李小路入学时打过一次架。席雪梅曾教了李小路一年多,“孩子很聪明,但学习成绩忽高忽低”。
席雪梅曾告诉李小路的母亲让她管着孩子点,“放学后,孩子哪儿都去,你放心啊!”
“反正不重,小孩闹着玩。” 李小路的姐姐李玲说,以前弟弟也打过架。
一个胆小如鼠的人?
杨初的家跟李小路家都住在同一个胡同,也是一个四合院,里面住了十几户外地打工者。杨初的父亲杨先生30多岁,中等身材,没有穿上衣,露出古铜色的上身。他老家四川,来北京已经9年了,在建筑工地扛麻袋为生。
杨是个沉默的人,记者跟他搭话时,他几乎不正眼看记者,回答也是含含糊糊,中间不时地叹气。
他的妻子却是个大嗓门:“聊什么聊,不聊!” 她似乎并不担心会把怀中熟睡的婴儿惊醒。
杨初的父母在能否见孩子的问题上,显得非常矛盾。刚开始,杨初的父亲还担心记者会给杨初拍照,在得到不拍照的保证后,依然不肯让杨初露面。他们一会说孩子睡觉了,一会说出去玩了,一会说吃饭了,一会说还没有。
难道有什么隐情吗?记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事情发生后,他们不愿意再让孩子见陌生人了。
“他的胆特小。”育英小学的席雪梅校长告诉记者,老师一批评他,杨初的鼻尖就会冒汗,即使是大冷天也是,如果批评厉害了,整个脸都会出汗。席雪梅说,杨初从没在学校打过架。不过,同在该校读书的一个三年级学生告诉记者,就在放假前的学校大会上,她还看见席校长当场批评过杨初。
让人纳闷的是:如果他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怎么能眼看着别人被殴打致死而不害怕?甚至还参与了打人过程?
就是个小混混?
此事件中,斜眼子最引人注目。事发第二天媒体报道说,十六七岁的他被拘留了,另外两个不满14岁的被释放,而实际上,他是被释放者之一。
斜眼子到底是谁?从众人的描述中,记者大概知道了他的一些特征。
年龄十六七岁,本地人,身高一米五多,但很胖。眼睛有点毛病,人称斜眼子。由于不上学,经常打架,是当地的小混混。
事发第二天早晨7点多,斜眼子和村治保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开着金杯货车来到李小路家,急切地把事发当天放在这里的自行车推走了。斜眼子告诉李先生,他并没有打死者,是李小路打的。
这是李先生第一次见斜眼子,以前也来找过儿子,但他都不在家,后来他严厉告诫儿子不要跟小混混一起玩。
受害者小东父亲对斜眼子也没有好印象。以前,斜眼子曾站在他家外面叫小东出去玩,他也多次告诫儿子不要跟小混混玩。“我在家,他比较怕我,不大敢叫小东。”
校园暴力原因初探
五问“断层”下的校园暴力
“很多校园犯罪都是由于孩子们对法律的无知和对于自己情绪和行为缺乏管理能力造成的。”职业心理咨询师刘明曾为看守所的“问题少年”做过心理辅导。在他看来,校园暴力不是新词,但近年来校园暴力呈现恶性、频发的趋势。
刘明认为:“从家长到学校再到孩子,实际上都面临着种种‘断层’,人们在这种‘断层’面前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青春期暴力倾向难于控制?
因为生理力量虽然增长,心理依旧幼稚
“现在的孩子由于家庭条件好了,身体发展比较快。会体会到自己的力量,他感觉到了,但没有地方去使用。假如一个孩子在学习上很失败,又没有很好的课余活动,来消耗他的能量,那么很可能在不良的游戏规则里面就会构成暴力倾向。”刘明说。
而在心理方面,孩子们对情绪的自我管理能力却十分欠缺。
“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普遍特征,要从孩提时期的伙伴关系过渡到成人世界的社会关系,孩子们就会建立一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还不完全是社会规则,还带有他们那个年龄段非常独有的特征,就是模仿。”刘明认为,成人世界里各种各样冲突的存在,让青少年在内心上有很多冲突。
“比如,经济上的冲突,会让没钱的孩子和有钱的孩子攀比。当孩子看到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未必靠劳动,这时他们也不会愿意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目标。抢劫等暴力活动正是如此。”
为什么教师制止不了校园暴力?
因为教师威严降低
袁莹是北京市东方德才学校高中班主任。“老师的威严不再是以前那么被学生看重了。”袁莹感叹,现在的学生跟老师关系非常随意,吃着东西进办公室,跟老师谈话时漫不经心,甚至大声跟老师争吵等等。
在某普通高中担任班主任的郭老师对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一次讨论课上,坐在后面的男生说了前面男生一句,前面的小男生不服气,突然站起来跳到后面男生的桌子上,大打出手。我上去劝架,他说:‘老师,你靠边,我非教训教训他不可。’我不能不管啊,可当时我说话没人听,直到最后别的同学帮忙劝阻为止。
还有一次,我竟然被同学拖出教室了。晚自习课,一个老实内向的女生突然打了另一名女生一耳光。被打的那个女生上前一下子就把这个女生的头发揪下来一绺。男生打架,我这个文弱老师通常是拉不住他们,现在这两个女生打起来了,我同样拉不住。
这时男班长看不下去了,对我说:‘老师,你出去,我来教训她(那个揪对方头发的女生。)’我能出去吗?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绝对意想不到:两个男生竟然一边一个架着把我给拖出教室了!”
袁莹坦言,在自己没有一个安全的保证下,老师很难轻松地管理学生。在记者的调查中,不少老师,对于学生的暴力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趋于“麻木”。
为什么家长同样束手无策?
因为面对新生事物很多家长都是无知者
“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打骂已经不合时宜,但是采取怎样的教育手段?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沟通?缺乏技巧和能力。”刘明认为,家长作为引导者,面对许多新事物所带来的内心冲突也常常是束手无策,也就不能引导孩子了。
在老师们看来,和家长打交道也越来越难了。
“以前我们上学时,父母总是对老师说,你要严加管教,不行就打。现在,谁还敢打学生?稍微过了,家长都会找你的麻烦,现在家长们的法律意识很强,按说这是好事,可这也无形中给我们老师带来了压力。但他们到底要求我们怎么管学生,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某镇中学班主任郭风毫不避讳对一些家长的不满。
在小东家所在的顺义军营村,随处可见穿着脏衣服,追逐打闹着的孩子们,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外地民工的孩子。父母早早把他们叫醒,嘱咐一些别跟小混混玩之类的话,再给孩子留些钱,或做好饭,最后把家里的钥匙塞给孩子,父母便离家到很远的建筑工地上班;晚上很晚,他们才能见到父母,有时他们根本不知道父母何时回来的。
小东的父亲高志会对于孩子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有没有交过朋友,全都“不知道”,但他知道学校从来没有开过家长会,也从没和老师接触过。
为什么民办学校暴力事件程度更高?
因为没有法制课、没有选择生源的余地
育英小学和红星小学是军营村的两所民办小学,该村外来人口的子女绝大部分都在这两所学校上学,两学校目前各有200多名学生,按照一家三口计算,该村就有1200多外来人口。有村民说,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
村子里仅有的两所小学并不为村民们熟悉。记者去采访的当天,进村后走一段路问一次,先后问了五六个人,最后在一个小姑娘的带领下,才找到这两个学校。
育英小学几乎一学期都不开家长会,“家长都忙,根本开不起来”。席雪梅开办民办学校已有5年了。据她介绍,学生全部都是外地人,由于不用建档案交上300多元的费用就可以直接来上学,她甚至连一些学生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学生的照片没有,家访更不会了。
至于法制课,由于不是教学大纲要求的,一般都是每个学期快考试的时候,席雪梅给学生们上两节。“平时没有时间,到复习时让学生轻松一下,会讲讲。”
据记者了解,红星小学情况基本类似。
此外,“一年当中,我们开除了7个学生,都是喝酒、闹事、打架的。”小如所在的中山实验中学教育处主任吴有声告诉记者。这个数目在大多数公立学校里是难以想象的。
吴有声的办公室里有一大排档案盒,里面收纳着学校为学生们特制的档案。记者翻看了其中部分,发现不少学生都有打架、酗酒等“暴力史”。吴介绍,要让学生们如实填写以前的“劣迹”很困难,但为了学校心里有底,也不得不做。
记者同时看到几份“问题学生”写给吴有声的保证书。在这些孩子看来,能够待在学校已经满足了。
一位长期担任中学班主任的郭老师向记者表示,生源压力十分突出。“尤其是民校,招到一个学生不容易,学校万不得已不会主动开除一个学生的。如果是我们老师自己把学生给‘气’走了,呵呵,就等着挨学校的处分吧,轻则通报批评,重则扣发讲课费,取消评优等。毕竟,少一个学生,对学校来说意味着少一份重要收入。”
“只要45分钟别出事,别搞出人命来,就行!”这不是电影里的台词,这是很多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一般说来,公立学校管理比民办校严格,其实不然,生源质量往往起了决定性因素。在周围都是老实孩子的大环境下,大家以学习任务为主,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被称为‘性能量’的‘libido’。”心理咨询师刘明告诉记者。
为什么校园暴力总出在学习差的孩子中?
因为我们教育的评判标准过于单一
“管”、“控制”是记者从老师们口里听到的频率较高的字词。学校方面对校园暴力,除了“管”之外,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校园暴力,宜疏或宜导?
“成绩好能出头,或者你打架厉害也能有威信。”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位自称“从不打架”的初中男生如是说。
现在的校园中,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是否出了问题?
中华民族在结束了因缺乏知识导致被动挨打的历史阶段后,又经历了文革这样的十年浩劫,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潜意识在上世纪80年代终于爆发,并集中体现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大学的火并状况。
尽管这一情形在近十年中有所好转,但人们对孩子需要读书的意识已然扎根。不幸的是,矫枉过正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到知识的价值,只一味强调学历的重要,这使得我们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成绩唯一论”。而人的性情、能量以及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仅以成绩评判学生好坏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天性。
不甘于寂寞、不干于臣服于他人的年轻人势必要在别的方面展示自己的力量——不可否认,这也是导致校园暴力诞生的重要原因。
“其实一直以来,‘三好’、‘五好’,本身都是很好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被单一化了。比如三好学生,其实评定的时候也就是看成绩这‘一好’。没有真正执行。”
老师们还说:“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不能建立,个体是不易完成整合的。就像60-70年代美国,性解放和嬉皮运动,弄得很乱,直到后来重新建立起来新的观念,人们才再次珍视家庭。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