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意见将影响政府决策。”作为一句宣传语，很难想象这句话不是出现在政府部门召开的听证会上，而是在一个每周日晚八点进行的电视辩论节目中。它的收视对象也不只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而是占山东人口90%左右的、安装了电话的普通老百姓

　　山东齐鲁电视台的电视访谈节目《齐鲁开讲 》，自从诞生之初，就与公共决策有着特殊的联系。 　　

　　2003年夏天，泉城济南遭遇大旱，千泉干涸。济南市政协原副主席沈嘉琪就此提出对趵突泉等名泉进行人工复涌的建议，建议一经报纸刊出，引发了全城关于注重生态保护还是注重旅游效益的大讨论。于是，齐鲁电视台策划了一台名为《趵突泉人工复涌大家谈》的直播节目。在节目中，电视台请来了人工复涌的倡议者和赞同者，与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一起，分踞于舞台两侧各抒己见；同时，开通了50条电话热线，让观众在双方讨论的同时，打进电话投票表态，票数结果实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令主创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原本预计和风细雨的讨论很快变成了激烈的争论，现场气氛热烈紧张；而他们原来担心乏人拨打的电话投票，票数从一开始就不断滚动翻新，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不断的刺激着场上场下的表现和参与的热情。上半场结束时，双方已经各得到几千张选票，下半场刚刚开始，同时大量涌入的观众电话导致投票电话系统瘫痪，节目的策划者，齐鲁电视台台长闫爱华和制片主任黄宝书意识到，他们已经可以着手准备下一期节目了。

　　于是，一个现场直播、观众投票的电视谈话节目《齐鲁开讲》就此诞生。从2003年6月22日到现在，《齐鲁开讲》从最开始的不定期播出，到双周一讲再到每周一讲，已经进行了120多期，并确立了双方各出三名分别来自专家、当事人和普通市民的嘉宾，以及20名观众嘉宾展开讨论的节目形式。尽管齐鲁电视台覆盖范围仅限山东一省，在2004年，《齐鲁开讲》与《新闻会客厅》《实话实说》《面对面》等优秀谈话节目一起，名列全国十佳电视谈话节目。

　　事实证明，观众对于“影响政府决策”表现得热情而持久。齐鲁电视台台长闫爱华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每期节目的电话投票数都保持在5万上下。而根据最新的收视率调查报告，每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半，看电视的山东人当中，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在收看《齐鲁开讲》，其收视率在同时段节目中稳居第一。

　　“我们在改变山东人的说话习惯。”新闻评论部主任黄宝书说，他告诉记者，平铺直叙的说话习惯在这里行不通，而且按照规定，一次发言只有一分钟，容不得长篇大论。而编导选择观众的原则，是通过电话与其交谈。观点正确而表达能力欠缺，以及对自己的观念没有推广激情的人，哪怕是专家，也会被排除在节目之外。

　　一些藏在语言背后的深层思维方式，也在交锋中显示优劣。黄宝书说，在讨论“三好学生”评选是否应该取消的节目中，一位观众发言说“评选‘三好学生’怎么可以取消，那是毛主席制定的啊。”黄宝书说，“这个题是不是就没法说了？结果，14604票对9809票，多数观众赞成取消评选。”

　　在电视上实时显示票数，是《齐鲁开讲》的最大特色。闫爱华透露，这一招实际上是受了国外的总统选举中，在电视屏幕上同步显示市长选举票数的启发。

　　闫爱华认为，与曾经在电视上风靡一时的大专辩论会不一样，《齐鲁开讲》的辩论是论者自己带着观点而来，而不是随机抽取观点，仅仅展示知识和才华。来《齐鲁开讲》的辩论者就是为了向更多人推广自己的观点，争取电话投票体现的民意。在现代社会中，意见越来越分化，意见表达越来越轻松，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齐鲁开讲》在做的事情是，当有争议的话题出现时，把对立两派的观点拿出来当场呈现。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呈现有助于将对问题最初“肤浅的全面”，通过听专家讲解达到“深刻的片面”，再经过双方观点的交锋，瑕瑜互见，达到“深刻的全面”。对于决策者而言，讨论和电话投票的结果，无疑将帮助其实践“兼听则明”这一政治古训，做出更为理性和符合民意的选择。

　　黄宝书告诉记者，2005年春节前，《齐鲁开讲》曾经以《城市燃放鞭炮能否开禁》为题展开电视讨论，结果，认为应该开禁的票数达到反对意见的3倍，济南市政府随即从善如流，做出了符合民意的选择。2004年夏，济南市交管部门计划在城市主要道路禁止摩托车行驶，由于社会反对意见强烈，于是计划于8月2日召开听证会。8月1日晚，《齐鲁开讲》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并请来将于次日参加听证会的两名代表进行现场辩论，结果节目一开始，反对“禁摩”的票就成为压倒性的多数，最终获得了约16万票，已经扩容到300条热线，每分钟可打入3000个电话的投票系统再次瘫痪。最终，交管部门取消了第二天的听证会，“禁摩令”不了了之。

　　黄宝书也有他的滑铁卢。2004年，四川某地出台新政策，将官员的升迁与其是否孝顺父母挂钩，为做这一期节目，黄宝书特意请来了反对者的律师。结果绝大多数观众都支持新政策，令特意赶来的律师也颇为尴尬。

　　闫爱华认为，《齐鲁开讲》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实现了精英节目与大众节目的对接。在以往的电视节目，精英节目与大众节目往往截然分开，而《齐鲁开讲》，按闫爱华半开玩笑的说法就是：场内是“代议制民主”，场外是“直接民主”。场内的精英用观念交锋，场外的大众则用电话表态，而观念是否战胜观念，取决于在电视上怎样说，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　　★ 本刊记者/郑褚 (发自山东济南)

　　CALL IN的中国意义

　　《齐鲁开讲》最大的原创性，在于使用直播方式去除了播出的过滤环节，真正让正反两方的观点交锋呈现在电视机前，并通过CALL IN(电话接入)，使场外的观众有了在媒体上即时表达观点的机会。 　　

　　CALL IN的准确表述是“自动语音接入系统的数据实时表决”。在欧美国家，它广泛运用于社会调查和市场调查领域。齐鲁电视台台长闫爱华称，除了《齐鲁开讲》，目前还没有发现CALL IN运用在常态的电视节目中的例子。

　　《齐鲁开讲》的主创人员喜欢称他们的节目为“公共议事厅”。 截至2005年，山东省城市的固定电话普及率为92.3%，农村为85.9%，再加上手机短信，小灵通和网上投票，保证了这个议事厅的“面积”足够大。在这个议事厅当中，投票并不能够做出决策，也不能够判断对错，但是可以完成媒体对真实民意的呈现。他们的许多选题，之前都已经见诸其他媒体，甚至已经引发讨论。《齐鲁开讲》将他们再次拿来讨论，其意义就在于讨论实际上具备了民意调查的功能。

　　国外的大型传媒都有自己的民意调查机构，自己对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民意调查，并根据受访者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地域等条件进行精确分析，这种基于科学调查和分析的“精确新闻”已经日益为国外传媒所重视。而我国的媒体要表达民意，目前往往只能采用街头采访等方式，从概率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调查结果极不准确，几乎没有说服力。这也使得在讨论公共事务时，媒体难以发出真正有分量的不同声音。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共舆论的承载者，理应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参照。CALL IN作为一种新的电视形态，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突破了过去媒体那种蜻蜓点水式调查的局限性，使媒体可以直接掌握民意，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供参考。而统计数据的独立，必然也有助于媒体观点的独立。　　★ 文/郑褚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