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名受助大学生毕业后杳无音信
早年曾在黄继光和邱少云所在部队服役的高健民,是“在英雄精神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20多年来,他倾个人之力先后关怀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的学生在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
高健民对自己所做
的事情并不后悔,对那些学生有意无意的回避也表示理解,但他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有更多受助的学生对他哪怕说一声“谢谢”,他都会感到很温暖!
受助者的冷漠让人寒心
2003年,生长在西北革命老区的黎岳(化名),高分被东北某重点高校录取,但因拿不出路费,其父服药自杀。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高健民当即决定帮助她。
高健民病退后,每月只有1200元的退休金,打针吃药和日常开支要花掉一半的费用。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对其中60多个贫困生倾注了额外的热情。像以往一样,通过校方主动联系到黎岳后,高健民带着水果和糖去看望她,并一再叮咛她:“有什么困难,或者缺钱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她似乎不太喜欢我往她寝室打电话,她也从未主动来过电话。可能是不好意思?”2005年,黎岳读大三了,中秋节那天,高健民拖着病体,拎着几斤月饼照例前去探望。虽然他事先打过电话,但黎岳连寝室门都没出。高健民独自爬上楼梯,“嗵嗵”叩响了房门。
“接过月饼,她看都没看,随手就扔在了桌上。直到我走,她连声‘谢谢’都没说,一直神情木讷。”高健民的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从礼节上讲,也该说声‘谢谢’吧?”
现在读初二的张强(化名),接受高健民的资助已有4年。平时,高健民不仅为张强买文具和鞋,逢年过节还给他家送大米、白面和豆油。“春节时,我心里惦记着这孩子,可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拜过年。”高健民有些遗憾,“拜个年也不过花他1分钟的时间啊!”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高健民关心、资助过的学生已有130多名。“他们毕业后,给我打过电话的非常少,发短信、寄贺卡的一个也没有。家长大部分也是这样。”高健民说,“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不联系我,是‘正常’的。虽然少数家长很热情,让我有种融化的感觉,但这是‘反常’的。”
雷锋精神真的离时代远去了?
2005年,高健民乘坐T60次列车去北京,对面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问他:“在哪儿发财?”高健民愣了。
退休后,确实有企业高薪邀请高健民加盟,但他认为“关注青少年成长更有意义”,所以没去“发财”,而是志愿担任多所小学的义务辅导员。除了帮助贫困生外,他还积极为山区学校筹建希望书屋,自费四处作报告。
听到高健民的介绍,这个老板哈哈大笑:“啥年头了,还学雷锋?说死我都不信!学雷锋,能给你带来经济效益吗?”高健民严肃地回答道:“这是精神食粮!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证明我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和尊重!”那个老板又乐了:“这能当饭吃啊?有啥用!”
高健民对记者坦言:“在学雷锋这条路上,越走越累,主要是精神上的疲惫。”
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学雷锋的年代,给高健民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走到街上,收音机里播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电影院里放的是《董存瑞》、《上甘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家都在扎扎实实地做好事。受社会氛围的熏陶,我的想法就是要‘学一辈子雷锋,做一辈子雷锋’。”
2004年3月5日前,高健民去抚顺雷锋纪念馆义务为长春雷锋出租车队联系参观事宜。在去沈阳的火车上,他发现乘客多是大学生,一问才知道,都是自费去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观看刘德华个人演唱会的。“一张门票300元钱,他们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我问他们是否会就近去雷锋纪念馆看看,却无人回答。”高健民说。
在沈阳车站换车时,高健民遇到4名大四女生,高健民问她们:“你们理想的职业是啥?”她们说:“就是‘多赚钱的职业’。”“我又问她们:那目标是赚多少呢?她们说:一年100万元,买辆轿车,买幢别墅,再把爹妈接到城里来。我接着又问:怎么赚到这些钱呢?她们说:搞传销,‘忽悠’呗。我说:没有诚信行吗?她们笑了:还要诚信?‘忽悠’到钱,就跑人!”
2005年,高健民遇到了更让他震惊的事儿:“7月份,我在北京火车站广场的花池子前坐着,遇到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和他们交谈起来。我问,你们学校是怎么组织学雷锋做好事的?他们俩竟面面相觑,问我雷锋是谁?”
相信社会充满“爱”
尽管高健民有许多遗憾和困惑,但他相信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我退役回到地方,家里困难,同事们送我一些土豆,这些土豆在我心里永远是金豆子。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都时刻关注着他们,有什么我能做的,我鞍前马后地帮着他们跑……
1968年,我在怀德县救过1个患病的少年,两年后,那个瘦弱的小伙子扛着40斤大米和黄米面,坐马车、倒火车,再换公共汽车,从农村一路辗转到长春市来看我……”
高健民回忆起自己被别人救助的难忘经历,也谈起身边相互关爱的生动例子,百感交集。
“学会奉献,学会关爱别人,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要打在成年人身上,狠狠地打、重重地打,打出血来。”高健民深有感触,“不久前,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小偷正掏一位中年妇女的钱包,我马上大喝一声:‘干什么呢?’没想到,那小偷竟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捏着退伍证,把上半边的国徽亮出来,底气十足地说:‘就是干这个的!’那贼才没了气焰,灰溜溜地下了车。从始至终,那么多乘客看着小偷行窃,竟然没一个人吱声;甚至那个被偷的中年妇女也明知道自己被偷,却不敢吭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受到资助的大学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心理,有的有过于强烈的自尊心,有的心怀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有的担心资助者索要回报,有的甚至怀疑资助者的“爱心”……对于这些复杂心理,一位教育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孩子“冷漠”和“无情”,要从更深处寻找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原因,这些大学生在学会感恩、学会报答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应该是全社会肩负的责任。
记者在大学采访时,有许多大学生表示:受助大学生毕业后杳无音信,并不能说明一代大学生的精神理想都有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会在自己有能力时,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