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居黔西一隅的农场村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出了近500名大中专学生，其中不乏硕士。但农场村贫瘠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年人均收入仅有几百元。有人把村里的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我很欣慰能读到这样一个保持着重教重学好传统的中国乡 村故事，正如村民们自己所说，“贫穷！贫穷！改变现状的最好出路就是读书。”———这是由“知识改变命运”的朴素真理在我们时代的作用所决定的。

　　从整体的角度看，“状元村仍是贫困村”是一个读书效应辐射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反哺空白”———读书改变的只是那些娃娃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这固然可以被称为“一种悲哀”，但不是吝啬和自私意义上的“悲哀”，而是由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决定的。与西洋社会“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的“团体格局”不同，我们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因此，“状元”们自己获得的读书效应多寡，直接决定着辐射出去的读书效应的远近和薄厚。换言之，“读书改变自己命运”是“读书改变家人命运”、“读书改变村庄命运”乃至“读书改变国家命运”的前提。这和古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

　　于是，“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问题的核心，最后仍然要归结到“读书改变自己命运”这一命题上来。我们知道，教育的高收费和教育的不公平累积成了教育的高投入和高风险，而就业难和工资低又累积成了教育的低产出和低效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都非常成问题，“状元村仍是贫困村”就实在不值得奇怪了。当今形势下，跃过龙门的“状元”们早已不再衣食无忧，而是必须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考验。“状元”已成“浪得虚名”，“状元村”的命运自然难被“知识”改变。

　　大学生不能按时归还助学贷款时，我们批判他们“失信”、“无德”；大学生无力改变家乡命运时，我们又斥责他们“自私”、“忘恩”———这是不公正的，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话语权暴力。归根结底，“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隐喻的仍是教育负担的沉重，是知识价值的悲哀。（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