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希均先到驻地，满村子找草纸，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找到一把稻草。于是曾玉便躺在稻草上，最后生下了一个胖娃娃。

    可怜的婴儿在她母亲的怀抱里刚刚躺几个小时，第 二天一大清早，部队就要出发，孩子不能带着上路，只得忍痛放在稻草上，由于没有多余的衣物，孩子赤裸的身体上只蒙着几根稻草，伴着董必武写的一张字条，在空屋里声声啼哭。孩子的母亲被人搀扶着，告别了亲生骨肉，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空屋。孩子在屋内嘶哑地哭叫，母亲在屋外掩袖抽泣。婴儿的啼哭像锥子，刺着她的心，像绳索，拴着她的腿，她迈不开腿啊！但不走是不行的，后面有敌人，上面有军纪，这个时刻哪里还容得儿女情长！曾玉被姐妹们硬架着走了。

    刚生完孩子就要走路，又没有担架，而且是头一站就要过河。横在眼前的河水深流急，但还是要过。曾玉在几个女战士的搀扶下趟了过去。但是，她毕竟太虚弱了，又受了风寒，走着走着便晕倒了。大家想方设法找来一张木桌子，让她躺在上面，由女战士们轮流抬着走，真是艰难到了极点。产妇因为大量地消耗能量，急需一些食物来补充。但是，什么吃食也没有，最后只搞到一碗豌豆叶。这事被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知道了，她把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拿出来，送给了曾玉。奶粉和着豌豆叶，眼泪伴着姐妹情，曾玉喝了下去。这一餐在曾玉的记忆中化作永恒，伴着对长征的回忆，总是不忘向人道说。

    廖似光是女红军中最坚强的一个，长征时期她先后失去了两个孩子

    廖似光原名廖娇，1911年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1929年廖娇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党），1930年春天，被广东省委派往香港，担任掩护当时设在香港的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的任务。在这段工作时间，结识了当时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的何凯丰，不久，两人情投意合，结为伉俪。

    1933年冬，廖似光刚生下她的第一个女儿不久，就被中央调到中央苏区去。从上海到瑞金，尽管从地图上看路途并不远，但是却要通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得跋山涉水，有时要走几个月才能到达。即便是单身的女同志尚且不容易通过，更何况廖似光怀里还抱着一个新生的小女儿呢！要到中央苏区，必须把孩子另作安排。廖似光忍痛把女儿交给了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唐益之。后来据说唐益之又把孩子抱到了国际红十字医院，从此便杳无音信。这是廖似光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失去的第一个孩子。

    在长征途中，廖似光又失去了一个孩子。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她已经怀孕四五个月了，组织上为了照顾她，将她编进了干部休养连。其实，在当时行军作战的环境下，即使在休养连也是既不能“休”，也不能“养”，每天都得行军几十里，甚至昼夜兼程急行军100多里。这对一个孕妇来说，该有多大的困难啊！然而，廖似光毫不畏缩，挺着大肚子，始终跟着部队行进，顺利地通过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在征途中，廖似光不但尽量减少别人对她的照顾，还在沿途积极做群众工作。

    由于长途行军过分疲劳、颠簸、缺少食物等原因，当部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廖似光怀孕仅7个月就早产了，生下一个小男孩。这个不足月的小男孩降生后，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任何喜悦，而带给父母更多的是对孩子的愧疚之情。为了不拖累革命工作，她再次忍痛割爱，用毛巾将婴儿包好，上面写明他是红军留下的孩子和他出生的年月日，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抚养（她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将一个孩子送给了别人），自己则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跟着队伍继续前进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第二次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当时，既无任何补品营养，又得不到起码的休息。邓颖超对产后的廖似光非常关心，让她睡担架。可她只躺了10天，便又起来了。邓大姐还是不让她走路，要她骑马。但是产后不到一个月，她还是参加了连队支委会的工作。董必武也经常劝她注意身体，多加休息。但这位倔强的女战士，却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每到一地，她都抢先去为大家找房子，找粮食，烧水烫脚，有时还到群众中去调查当地地主土豪的财粮情况，为部队征粮筹款。

    ●长征把产床与战场连在了一起，牺牲者的增多和新生命的赋予同时在进行，也同时在拷问着生命的意义

    奔向这个世界的孩子都把小手握得紧紧的，像是急着探知这个世界。他（她）们不会知道母亲是多么提心吊胆地怕他（她）们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出生。但偏偏又是那样的不凑巧，正打仗的时候，孩子要降生了。前方的战士在不断地倒下，后方的母亲心急火燎而又疼痛难耐……

    董振堂回答得干脆：你们不要管了，产妇慢慢生吧，我们顶住敌人！

    长征路上红军与尾随的敌人交上了火，正在这时，邓发的夫人陈慧清临产了。

    中央纵队早起行军，走到8点多钟，太阳出来了，敌机也出来了，在天上轰轰盘旋轰炸。国民党兵很快就追了上来，隐隐地还能听到炮声。红五军团在打后卫，掩护中央纵队前进。由于军情紧急，行军速度不得不加快。

    说来凑巧，不早不迟，这时正躺在担架上的陈慧清喊肚子疼，眼看就要生了。董必武、侯政，医生孙仪之，还有两个抬担架的民工，只好从行进的队伍中走出来，把产妇抬进路旁的一间破屋子里，等待分娩。孙仪之在屋内接生，董老、侯政在屋外坐着等。

    陈慧清痛得难以忍受，她感到很无助。她想，要是这个时候有丈夫在身边该有多好啊！陈慧清在屋子里疼得打滚，她实在想不出可以解脱的办法了，不由自主地骂起了自己的丈夫邓发来。董老很体谅她的苦楚，悄悄派人找来邓发。可是女人生孩子的事儿男人怎么能帮得上忙。邓发来了，低着头站在一边，无奈地搓着双手，或踮着脚向屋子里望望，他也实在没有法子。

    陈慧清与邓发同为广东省番禺人，1909年出生。她的父亲是电器业工人，母亲是花露水厂工人，她自己是织造厂工人，一家三代都是做工的。因家庭贫苦，她八九岁便开始接手工活在家里做，14岁正式到织造厂做工。

    陈慧清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做宣传工作。1926年夏，她被选为省港织造总工会常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末，在香港省委同邓发结婚。1930年她到中央苏区，任闽粤省妇委书记。1931年到1935年，随邓发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党总支书记兼邮政检查员。

    陈慧清是工人阶级的女儿，也是工运领袖的妻子，她与邓发的婚姻和感情，烙印着无产者的标记。在广州时，邓发忙于工人运动的事情，常常忍饥挨饿。未婚妻陈慧清患病半年，他只去看望过一次，只给了她5元钱，这就是他们全部恋爱过程中发生的惟一的一次经济关系。婚后不到半年，邓发受党委托要到海南岛去处理工作，因手头无钱，当去了陈慧清惟一的一件长袖上衣作路费，却没有给爱人留下分文，这使陈慧清饿了两天肚皮。

    革命者并不是无情种，他们平时互相关心、爱护，感情深笃。

    长征进入草地的一天，蒙蒙细雨刚刚停止，邓发就披着一块破雨布，到干部休养连去探望陈慧清。陈慧清看见邓发过来，高兴地迎上去接过那块雨布，上下打量他一番，关心地说：“老邓，这两天局里的工作忙吧，有饭吃吗？看你瘦得眼睛都大了。”

    整天吃茴茴草，松菌、清水煮草根，哪能不瘦？邓发不愿说这些，把话岔开，说：“省港大罢工那样紧张，我们不是挺过来了吗？草地算什么？慧清，你注意不要把身子累垮了！”

    陈慧清点了点头，拉过一个背包，招呼邓发坐下，要做一点东西给他“补充营养”。（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