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人办过两次交涉的崔士杰 崔士杰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人有过两次交涉,都同青岛有关。1922年从日人手中接管青岛时,他任“鲁案”帮办,协助总办王正廷,同日本代表进行谈判与接管;1928年发生“五卅惨案”时,他以山东省交涉员身分,协助外交部长王正廷,再次同日本人谈
判交涉,时达一年,他曾亲临青岛监督执行,直到日军由济南退至青岛,再自青岛撤出为止。崔士杰大多时间住在青岛,崔公馆就在青岛平原路25号,其宅尚存。 崔士杰(1888年-1970年),字景三,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古城村人。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返国,参加蓬莱、黄县革命军。次年,崔士杰自感学力不足,又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终获博士学位。1917年归国,任山东省外交特派公署第二科科长。1919年,以“帮办”衔参予接收青岛及胶济铁路主权的中日谈判。曾著有《德日侵占青岛及我国接收青岛概况》一文,文中写道:“王正廷到济南后,笔者即被调去该公署任秘书,搞翻译工作……笔者仅就目睹耳闻及亲身参与接收工作,记忆所及,叙述有关于接收青岛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用尽心机,极尽破坏之能事……青岛接收以后,所有一切事宜,都由山东省公署接管。名义上算是从日本手中把青岛接收回来,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仍享有许多特权。青岛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仍过着半殖民地被奴役的生活……”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青岛即转入中国政府城市序列,北洋政府时期实际确定为特别市的为数并不多,主要有京都(北京)、津沽(天津)、淞沪(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因此青岛顺理成章成为中国现代市制的实验地。当时正值各地自治风潮迭起,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组织成立青岛市暂行条例研究会,1922年7月下旬依据北洋政府《市自治制》起草了《青岛市暂行条例草案》,成为青岛实行市自治制的初步构想。当时参与起草的都属当时知名之士,崔士杰就在其中。
1929年济南回归后,崔士杰出任山东省工商厅长,因收回胶济铁路著有劳绩,又兼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中日合作胶济铁路理事会理事。1930年,山东省府改组,外交特派公署撤销、工商厅长易人,崔士杰另任鲁、豫、陕、甘四省视察员,仍兼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和铁路中学校长职务,直至1937年底。
崔士杰着意发展民族工业,在济南创办仁丰纱厂,并任董事长。1955年,该厂转公私合营后,终因年老退休。曾著《旧中国纺织工业片断》一文,讲到办工业的一些经历时说:“当时,中国纱厂处在初创阶段。中国尚没有纺织机器制造厂,所有的纺织机器都是从外国买来的,价钱很高,但产量却只有外国纱厂的一半。为了调查研究中国纱厂的产量为什么赶不上外国纱厂,我每逢机会就到中外各纱厂去参观,尤其喜欢与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们谈话。有一次,我去青岛沧口日本公大纱厂与几个中国女工谈起话来,我问她们:‘你们觉得在日本纱厂的活儿和在中国纱厂的活儿哪样好做呢?’她们回答说:‘同样的纱厂、同样的车间做起活儿来应当一样,可是在中国纱厂干活儿感觉到轻松些,但在日本纱厂干比在中国纱厂干感觉累得多!干起活儿来别的也觉不出什么,只是天天都觉得手忙脚乱。’后来经过深入调查,从日本资本家口中弄清了结果,原因在机器上。这个原因是绝对秘密的,是绝对不允许说的。关于买卖制造纱机,日、英两国是有密约的——出卖给外国人用,尤其是卖给中国纱厂用时,不把好纱锭卖给中国厂商……英国纱厂自用的纱锭的转速是每分钟1.5万转以上,但卖给你们纱厂的纱锭每分钟不过8000转,这仅仅才顶英国纱绽每分钟运转力的一半多,照这样下去,你们的纱厂哪能不亏本、不破产呢?”
王桂云编著
下期期待:胡存约阻止德人拆毁天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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