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给我们的警醒 作者刘洪
每回看犹太人纪念纳粹大屠杀，都是一次心灵阵痛的过程———为犹太人历史上的悲剧遭遇，更为我们纪念活动中的种种缺陷。我在南京完成了大学学业，南京的一些纪念细节却让我耿耿于怀。向犹太人学习吧！他们深入民族骨髓的纪念，
与我们某些人对历史的淡忘，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当我们在指责他人遗忘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否又真正记住了过去？ 对犹太人来说，60年前发生在欧洲的纳粹大屠杀，是两千年古老民族苦难中最难以磨灭的伤痕。历史不容忘记。每年，以色列全国都要举行活动，哀悼惨遭纳粹屠戮的600万亡灵。这种深入民族骨髓的纪念，让人震撼，也对有类似苦难历史的我们中华民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个海外游子的失望
但让我感到失望的是，2003年12月，通过房东刚给我装好的卫星电视，收看到了江苏卫视有关南京大屠杀纪念的新闻和画面，夹杂在其它林林总总的社会新闻中，其纪念活动之轻、民众态度之冷淡，让人感叹！
听着从东耶路撒冷传来的教堂钟声，我强忍住内心的激愤，写了一篇小文。本拟发给江苏本地报纸，也算我一个海外游子对于如何爱国的看法。后来应《国际先驱导报》几位同仁之约，文章交给了他们。
我本想这不过区区一己之感叹，在现在的中国，究竟又有几人会关心，或真正关心历史和过去，尤其是颇为沉重的历史疮疤？
不想，《国际先驱导报》几位朋友见了这篇小文，觉得很好，至少很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后来，文章从原定要上的言论版面，提到了头版，又被作为社论发出。
文章发出后，立刻又被包括《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转载。新浪网也将该文列在显著位置，网友纷纷留言，为世态感叹，为纪念活动献策。新华社则将该文评为社级好稿。
刊载这篇题为《南京大屠杀纪念中的不足》的文章如下，作为我探究犹太人如何纪念大屠杀的一个引子：
12月13日，南京全城鸣笛纪念南京大屠杀，看到电视画面上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人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痛于历史的沉痛和民族的苦难。
同时，作为一个常驻耶路撒冷记者，对照以色列纪念犹太人被纳粹大屠杀的活动，我也为南京纪念活动的不足感到遗憾。
从电视画面上，我看到，在整个南京鸣笛过程中，许多人自始至终嘻嘻哈哈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大街上依然车水马龙、人流如织……
这在以色列是难以想象的。在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也叫燔祭日），当天上午10时，以色列全国鸣笛两分钟，在这两分钟内，国民停止手上的一切活动，学校里所有学生起立默哀，军人持枪脱帽肃立，车辆停止前进。
对于这种深入骨髓的纪念，我有着切身的经历。今年4月29日，正逢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我正搭乘出租车外出采访。车快行到一红绿灯交换路口，所有车辆突然间都停了下来，我感到诧异。司机则已打开车门，在车旁肃立。
听到空中传来的鸣笛，我顿时明白现在正是犹太人最肃穆的时刻。大街上，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没有喇叭声，没有说话声，人们都走出汽车肃立。
道路旁，有一个超市，几个年轻妇女买完东西刚走到大街上，汽笛响起，她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脚步，手里还拎着东西，默立在路边。
可以说，几秒钟内，整个世界突然间安静下来———刚才还车辆往来频繁的耶路撒冷大街，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个人都成了雕塑。
直到两分钟后鸣笛声停止，一切方恢复正常。
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们未必一定要仿效这一点。但在这形式后面，显示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深入人心。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但每个人都必须记住历史上的这个不幸，停车，肃立，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这已经是最浅薄的了。”
“我无法想象在那种时刻，还有人会继续行车走路，或者还会保持笑脸！”当被问到这样是否会影响日常生活时，许多犹太人都曾这样回答。
在当天，我看到许多家庭都点燃了蜡烛。人们纷纷前往墓地、纪念馆，哀悼死难的同胞，同时也向当年拯救犹太人的国际义人致敬，其中包括向埋葬在老城旁边的辛德勒致意。
在这一天，以色列全国没有娱乐活动。电视节目上，主要是各种纪录片，既有当时集中营的惨景，也有幸存者的现身说法。在学校里，老师也会给孩子讲当年的各种事件。在一些家庭，父母也会给子女讲民族苦难的历程……
但也就在13日鸣笛的当天，就在南京中山陵，据说还举办了一场花车游行，许多宠物也到场巡游。
我绝对不反对这种活动，人民有权利游玩欢乐，类似活动越多，从某种程度上更说明我们国家发展的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步。
但在这一天，我们正沉痛纪念在这个城市遇害的30万亡灵。时间合适吗？我宁愿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无意识，但无意识的背后，却是我们对历史的冷漠。历史不容忘却，要将纪念活动真正深入民众心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心灵纪念，深入骨髓
其实这篇文章写得匆忙了点，犹太人的纪念活动远不止这些，还包括许多让人值得咀嚼回味的细节。可以说，如果想探究犹太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危机感，就不能回避这个大屠杀纪念活动。
根据法律，以色列每年都有一天定为“大屠杀纪念日”。在这一天，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安排任何外访的，必定在国内主持这个国家一年一度最高仪式的纪念活动。这是惯例，更是领导人的一种历史责任。
这一天，总统、总理、议长、大拉比，都必须以最庄重的面容，向死难者献上花环，总统、总理还要发表演讲，回顾历史惨痛的一页，告诫犹太人勿忘这段最黑暗的历史。
历史在一代代人心灵的阵痛中传承。每年的纪念活动，最重要的还不是总统或者总理的发言，而是6名大屠杀幸存者点燃6枝大烛台，每枝不过二三十厘米大小的烛台，代表的却是罹难的100万犹太人。烛火熊熊燃烧，是无数犹太人的冤魂在述说，更表明犹太人自强的坚定信念———犹太人永不会被灭绝。
以色列所有电视台、电台都会现场直播纪念仪式。当每位老人走上前去，颤抖着点燃烛台的过程中，电视或电台都会播放提前录下的对这些幸存者的采访，让他们述说当年自己坎坷的经历，教育后人。
这当中总有太多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2004年点燃烛台的老人中，有一位叫雷尔纳，他当年已74岁高龄，出生于匈牙利。他回忆说，当时他们一群犹太孩子已被纳粹扒光衣服等候处死，孩子们面对似乎已无法改变的命运，哭成一片。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纳粹军营里新到了一批土豆，孩子们马上被要求去分捡完土豆，然后再送来处死。这一转折成为这批犹太儿童最后存活下去的希望。盟军最终将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
1949年，雷尔纳来到以色列，现在他有了两个女儿，10个孙子女，3个重孙子女。
故事让我这个外国人不胜感慨，更让爱国的思想教育深入每个犹太人心灵。一般人认为，正是当年纳粹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才使世界普遍同情犹太人并最终准许其在中东复国。
这正如雷尔纳老人所说的：“对今天的青年来说，知道我们过去的经历非常重要，当时我们之所以如此遭遇，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我们有责任去记住和缅怀每一个人
2004年大屠杀纪念的主题是“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直到最后一个名字”。这绝不仅仅是宣传策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官员对我解释说，纳粹希望杀尽所有的犹太人，我们则将寻找到任何一个遭屠杀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绝不会被忘记。
对犹太人来说，在新纳粹势力抬头的今天，搜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提供难以辩驳的事实，这既是对死者的安慰，也是对否认历史的极右翼势力的最有力还击。
沙龙在2004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我们有责任去记住和缅怀每一个人（死难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照片，他们的故事；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追溯到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的形象深入到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子子孙孙心中，这是我们惟一能为他们做的事。”
在历史长河中搜寻数以百万计悄然消逝的小人物的名字，谈何容易！但在以色列学者的大力努力下，以色列已统计出了约200万的犹太人姓名。他们的名字都在互联网公布。但更庞大更艰苦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这些活动中，耶路撒冷西郊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既进行着历史课题的研究，更承担着对公众的历史教育任务。
教育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在采访大屠杀纪念馆时，我也多次看到一些学生在一些纪念馆所大声喧哗。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毕竟这是孩子的天性，但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加，随着他们对历史更多的了解，“他们肯定会改变一切，他们将牢记历史，他们将会为他们过去的轻率行为忏悔。”
在该纪念馆，经常可以碰到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都是自愿来为参观者和学生作讲解的。
许多幸存者表示，历史就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有义务传承下去，一个不忘记自己悲惨历史的民族，才能不重复悲惨的过去。听到后让人心头为之一震。
我们的纪念，似乎更集中在有限的几个纪念日。只有在平常中还能牢记历史，那么，纪念才真正成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即使是非常表象的问题，我们都有着很远的距离。一提到中国的屠杀纪念馆，许多朋友心头马上想到的是：惨烈、血腥。这没有问题，这确实是一段悲惨的历史。但作为教育子孙的基地，仅仅惨烈还不够，还要有艺术思维，要让人们能够感受往事，记得历史。与我们国内有些纪念馆喜欢用血腥场景表达惨烈主题不同，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就不是简单的资料或实物展览，它的许多场所极具艺术匠心，让人在震撼中感受历史的沉痛。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比如儿童纪念厅，建在一个山洞中，在通向该厅的狭窄的甬道尽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白色大理石雕刻的遇难儿童的头像。儿童强忍着不哭泣却又在哭泣的神情，让人无不为150万犹太儿童的遭遇感到震颤。
儿童纪念厅内，是大大小小的棱镜，3枝烛形灯通过各个角度的反射，组成了一片惨淡的星空。点点星光，仿佛是孩子们充满希望和绝望的眼睛。厅内的广播中，播音员读着遭屠杀的犹太儿童的名字、出生地、遇害年龄。深沉的嗓音，简短的概括，纳粹的罪恶，有时真让人类自己都难以想象和接受！
悲痛而不血腥，沉重却让人深省，充满艺术思维的大屠杀纪念馆，可以说是纪念馆中的一个典范。
永不宽恕，永不忘恩
对于大屠杀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以色列人有着异常敏感的神经。每当有侵害犹太人事件发生，上自总统总理，下至普通百姓，都会一致发出愤怒的声讨。这种团结性和一致性，正是这个流散两千余年的古老民族重新焕发青春的重要因素。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1年，德国一交响乐团赴以访问演出，当乐团宣布最后的演奏节目是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作品时，大厅内立即有人高呼“法西斯分子滚出去！”大部分观众立刻愤怒退场表示抗议。
因为在犹太人眼里，与纳粹关系密切的瓦格纳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他的作品是犹太人必须唾弃的对象。艺术超越国界，但带有仇恨歧视色彩的艺术，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
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有些民众的纪念却是那样的异样。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电影《五月八日》在上映前，居然有广告招贴画招揽观众说，该片主题为“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南京影院振振有辞：不过是照单贴出而已，“片方认为女性在大屠杀中遭奸淫杀害是事实，影片对此也进行了揭露，这样宣传并无不当”。
难怪时评家刘洪波先生要这样说：“假如依样画葫芦，美国犹太人斯皮尔伯格的影片《辛德勒名单》，就应该被定位为‘第一部揭露犹太女子被迫裸体进入毒气室的纳粹集中营电影’了。中国人遭受了屠杀，并不是特有的，但把表现屠杀的影片定位为‘第一部奸杀电影’却是特有的。”
“北京有过以鬼子兵装束打扮服务员的餐厅，广州有过以汉奸打扮进行服务的酒店，噩梦醒来果然便是心神俱爽的早晨，寓教于乐也好，寓乐于吃也好，反正‘鬼子’、‘汉奸’担当了娱乐众生的重任。我们遭受过侵略，并不是特有的，把侵略转化为娱乐活动却是特有的。”
当然，最让人感叹的还是犹太人对纳粹战犯永不宽恕的追杀。许多逃到南美洲的沾染犹太人鲜血的纳粹残余，最终仍被以色列特工缉拿归案并处以极刑。
对犹太人来说，追杀纳粹战犯是正义行为，若是放弃对他们的追究，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对民族的背叛，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恶。任何一个以色列领导人绝不敢在这个民族大义上有丝毫糊涂。
犹太人也不接受战犯的忏悔。这可能与民族个性有关。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显得更豁达一点，比如，表示忏悔的日本战犯，总会受到中国人既往不咎的欢迎。这让犹太人是无法理解的。
就简单对比日本和德国两个战败国对历史的态度吧。德国的纳粹战犯时隔许多年后，仍需接受法律审判，即使不受监禁，也绝不敢抛头露面；日本则是许多刽子手依然高举要津，甚至每年还有老兵身穿“皇军服”招摇过市；德国一再向受害者道歉，德国总理甚至下跪谢罪；日本则是将战犯奉祭在神社，接受官员甚至首相的祭拜。这不仅犹太人难以想象，就是德国人都无法接受。一位在日本战争期间的美国受害者，就称这种行径好比是“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建立一座大教堂”。
我们确实需要宽容，但我们也需要警惕，过多的宽容，容易麻痹我们民族的心灵，难以告慰屈死者的冤魂。
对于那些恩人，以色列却保持了极大的尊敬。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内，有一片精心护理的“国际义人园”，园中镌刻着曾在纳粹铁蹄下拯救犹太人的国际义士的名字。犹太人以这种最高荣耀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郁郁葱葱的园林中，你可以找到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的名字。二战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曾向数千名犹太人颁发了“生命签证”。一位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他：“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在以色列当记者的两年，我不止一次听到以色列人充满感激地提到何凤山，提到上海人民对当时流散到中国的犹太人的友好态度。2004年2月，以色列“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又专程向何凤山颁发人道主义奖。作为一种传统教育，以色列方面组织了许多学生参加这次颁奖大会，向孩子们讲述过去的历史和何凤山的义举。
一位老师因势利导问旁边的学生：“你们怎么看待何凤山先生？”
“他太了不起了”、“我们非常尊敬他”。孩子们回答。
“如果你们当时处于何先生的状态，你们会怎么做？”老师继续问。一个孩子回答：“我们将向他学习，做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其他人点头。
细节中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可能更让人感动。颁奖仪式结束后，没有任何命令或暗示，所有学生都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起并长时间鼓掌，目送出席仪式的何凤山家人和中国外交官走出会场……
（摘自《和沙龙做邻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