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膜修复手术在我国大约始于1994年。开始这种手术叫做处女膜修补术，后来有人更正说是应该叫做处女膜再造术。

　　其实它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为妓女而发明的。当时处女妓的身价扶摇直上，达到过一次100英镑的高价点，相当于当时的一座中等商店的价值。

　　然而这一行当好景不长，大约到了1880年左 右，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贫富差距拉大，大批真正的处女涌入卖淫业。同时，嫖客的心理也从购买“初夜权”转向购买性技巧。于是处女妓的价格一落千丈，处女膜伪造术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在西方，这个行当一直被叫做处女膜伪造术或人造术。跟中国人的叫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观念的表现。“再造”和“修补”，似乎是向“再生”和“再现”靠拢；而“伪造”或“人造”却突出了“假的就是假的”。

　　这种手术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安慰术，是试图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定规之间寻找一条生路，哪怕是虚幻的也罢。这种伪造术遭到了批评，但我认为并没有说到根子上。批评者往往指责那些非要那层膜不可的新郎们，或者纠缠于医生该不该施行这种手术。这些都对，都应该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性活动与性别权势关系的层次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男权社会并不是欣赏处女膜本身，而是用它来压迫女性。

　　处女膜被说成男女性构造的唯一区别，因此女人的这个天生之物被说成是女性生来低人一等的证据，是社会格外压抑和束缚女人之性的天然理由，也是社会对男女实行不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的“生理依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还在相信处女膜有任何价值，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社会就一定仍然是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自愿伪造处女膜的女性，实际上是自寻枷锁，甘愿为奴。尽管她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同情的具体理由，但是这种自甘卑下的客观结果却是无法逃避的。至于那些鼓吹或者纵容这种手术的人，客观上是为虎作伥，至少也是留着清朝的辫子。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天下的处女都不要那层膜，或者说“天下从此无处女”，传统男权社会的“处女膜崇拜”，才能被彻底破除掉。

　　如果说这种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在中国国情下，“处女膜崇拜”会带来种种“假贞操”，却是人们很少想到的。

　　社会越是强调处女膜的道德价值，女性越是想拼命守住这道“最后防线”，就越是等于在说：只要这个膜没有破，其他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根据笔者1991年和1995年分别对北京市所有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虽然真正发生性交合（处女膜当然破裂）的人只有8％到9％，但是发生过种种性爱抚行为的人却高达40％左右。

　　这里所说的性爱抚，是指超过接吻的、直到双方生殖器发生接触却没有插入的各种行为。从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爱抚行为与真正的性交合一样，也可以引发性高潮、获得性满足，也是不折不扣的“性行为”。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不论双方怎么爱抚，爱抚多深，双方都仍然是“贞洁”的。因此他们也就照样陶醉在自己的“贞操”之中。我认为，这种“狭义的贞操”与处女膜修复手术同样虚伪，但是，它们恰恰是被“处女膜崇拜”给逼出来的。而且，社会越强调贞操，这种情况就会越多。

　　现代人需要的“贞操”是什么？不是膜的完整，而是爱的专一。这，还用多说吗？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于“死要面子活受罪”了，才把伪造处女膜闹得沸沸扬扬。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耻辱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潘绥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