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节后上班读了《瞭望新闻周刊》今年第5期上，记 者包永辉、徐寿松的述评《仇和升迁的突破意义》，有种非说不可的冲动。

　　首先，我得申明，我并不反对提拔仇和担任副省长。假如我是江苏省人大代表，也极可能投他一票。理由有二。

　　一是如果只能在既定的范围内选择，仇和很可能是若干候选者中的佼佼者。泛泛地就此展开论说，可能不公平地伤害其他候选者，这个判断姑且算是我的直觉吧。

　　二是干部职务的升降，首要的不是赏功罚过(罚过、问责是必要的；赏功则有多种方式，不一定要升职，民主选举中得人心的无功者当选是常事)，而是扬长避短地优化人才配置，我们讲干部要“能上能下”就是这个意思。在我看来，仇和这个人不可做主帅，但肯干事、有办法，是个难得的将才(比如包、徐二位的文章中所提及的他的医改、教改思路和做法我就很欣赏，也很有成效)，让他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可谓得其所哉：既不可能独断专行出大偏差，又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干出某些政绩。孙猴子戴上紧箍咒还是孙猴子，比老猪能干。

　　我不认同包、徐二人解读的仇和升迁的所谓“突破意义”，首先在于我不认同仇和在宿迁市所表现的执政理念。这些年执政党提出了一系列执政理念，诸如以人为本、依法治国、民主决策、和谐社会，以及五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以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等等。这些执政理念是符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体现了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也是对症下药，矫治中国当下社会弊病的药方。这些执政理念的提出，对于有着几千年专制文化传统和仍未摆脱原有政治经济体制束缚的中国，是有“突破”意义的。

　　可是，我们看看仇和在宿迁的作为(仅以包、徐二人这篇正面肯定仇和的文章透露的信息来看)：“他将宿迁看成一个大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仇和开始了他……被一些人认为‘激进’的改革。”他还真把宿迁市这个“社会”当成一个企业集团，他是大老板了。所以，才有“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不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的铁腕改造。显然，仇和推行的不是市场主导的体制改革，而是坚持政府主导的旧有管治模式，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有什么“突破意义”？

　　我不认同包、徐二人解读的所谓“突破意义”，从大处讲，我认为包、徐二人恰恰没有“突破”传统的“青天”和“强人”思维定式。当今之世，“依靠自己”、敢想敢干的“强人”伙矣！他们都有一种“舍我其谁”、惟我独尊的气概，脑袋瓜子一拍“就这么定了”！事情干成了，自然是他“领导有方”的政绩；干砸了，他大不了拍屁股一走了之，将烂摊子留给当地老百姓。所以人们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多吗？那么多长草的“开发区”，那么多投资以亿计的半拉子工程，就是这种强人在旧有领导决策体制下的“业绩”！这种强人都有豪赌一把的性格。因为赔的本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比真正的赌徒还豪爽。这种拿××赌“政绩”的敢想敢干“强人”有啥子稀罕？说难听一点，仇和不过是侥幸赌赢罢了。另外，可能与许多“边干边捞”、“假干真捞”的贪官不同，他是个清官。“强人+清官”=“青天”。但中国的希望能寄托在一两个“青天”身上吗？

　　包、徐的文章说，仇和喜欢读书，“《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那么，请他和他的拥趸们记住世界史上的那些大强人，凡是没有制度创新的，不论他在位时的功业有多么显赫，都是匆匆的历史过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他没有创造传统——除了个人的传奇之外，什么也没有……他抢到并握在手里的这个世界帝国，就像一个孩子可能抢到和抓到一个贵重的瓶子一样，落到地上，摔成碎片了。”（英人 赫·乔·韦尔斯著《世界通史》）；而拿破仑虽然在滑铁卢惨败，但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他在法国推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和“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至今仍泽惠法国人（德人 曼弗雷德·马伊著《世界历史》）。

　　至于包、徐二人在文章后面总结的仇和升迁的四点“标本意义”，我就懒得一一驳斥了，只说第一点：“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阴暗面的放大效应’。”

　　包、徐说：“社会学上有一个原理叫‘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指一项决策的评价哪怕是99%的人赞成，其声音也总是沉默的；而1%不赞成的人，不断发出各种声音，形成的印象就是百分之百，阴暗面的效应被放大了。所幸，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没有在仇和晋升副省长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折射出我国干部评价体系的日益成熟。”这个解说大谬不然。众所周知，一个成熟社会的民众对公权的掌握者百倍警惕，所以媒体和舆论多是“坏消息”和质疑的“负面”言论。而我们的媒体一直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何时出现过对决策的评价，99%的赞成者沉默，反倒让1%的反对者主导了舆论？包徐二人的说法未免有颠倒黑白之嫌。

　　难道仇和的提拔是对“群众公认”这一条用人原则的“突破”吗？如果是这样，那算什么“突破”？这些年我们看到王怀忠这样的贪官污吏，就是罔顾民意“带病提拔”的。“群众公认”的选人原则不是应该“突破”，而是要从文件变成现实，才能防治吏治腐败。

　　事实上，仇和当选副省长得票率颇高，所谓“阴暗面效应”，完全是记者故作高深搬来的新名词。此说是对“群众公认”这条用人原则的否定，也是对仇和的贬低。

　　(作者：鄢烈山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