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错误倾向，一直是党内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是长征途中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包括女战士在内，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红四方面军里边，女战士很多，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女红军功 不可没。红军女战士的无畏斗争大大配合了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为实现长征的伟大的胜利和保存党的革命力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伯钊编剧《北上》展现了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胜利北上抗日的伟大历史

    卓克基党支部大会的斗争

    1935年8月上旬，党中央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李伯钊随右路军走过草地，来到巴西、阿西地区，在前敌总政治部宣传部帮助工作，不久被派往第四军去培训宣传队员。当时，张国焘反对北上，率领左路军一部到达阿坝后，借口草地的噶曲河涨水，按兵不动，进而要求右路军跟他过草地南下，并企图加害党中央。毛泽东得到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右路军中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得到情报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给妻子李伯钊送信，要她速回总政治部。当李伯钊回到总政治部驻地阿西，红一方面军在此前已经撤走了，村里全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她一进村就被扣押在一个藏民的木楼上，李伯钊气得大叫：“简直是荒唐，哪有红军扣押红军的道理。”

    被扣押的李伯钊未能脱身，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再次走进了茫茫的大草地。到达卓克基后，李伯钊和警卫员张秀夫被分到前敌司令部政治部油印科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晚，召开了党支部大会。李伯钊后来回忆了在党支部会上的激烈斗争：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把我们编到油印科党支部？既然编到了这个支部，通知开支部大会，我们就应当去。吃罢晚饭，大家都集中在喇嘛寺边上一间大房子里。人都坐定了，我和张秀夫才走进会场。我一看，屋里坐了不少人。这么多人，难道都是党员？我正在纳闷，油印科长问：

    “前敌司令部政治部的全体党团员都到了吗？”

    有人答：“都到齐了！”

    油印科长慢吞吞地说：“我们今天开会就是为了让李伯钊同志说清楚她到我们前敌司令部来的目的。这个李伯钊不简单，是留苏学生。她是一方面军派来的，还有一个武装警卫员保卫她。这不很清楚吗？派她到四方面军来是有目的的。怎么样，让她自己说说。”

    有人说：“派她来是搞阴谋诡计的，她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侦探！”

    有人大声吼叫：“侦探就是反革命。她的目的就是破坏红军。”

    有人呼口号：“打倒反革命侦探！”屋里气氛十分紧张。有人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奸细！”

    顿时，会场上情绪激动，动武的架势摆开了。我马上站起来说：“你们说些什么？不是让我来参加支部会吗？共产党员开会又要打什么奸细，谁是奸细？”大家无言答对。会上沉闷了一会儿，油印科长又说：

    “还是让李伯钊把她来四方面军的目的说清楚，我们再汇报上级来处理她。先不要吼，等把事实讲清了再说。”

    一个声音很响亮的青年妇女说：“让她先说，一方面军派一个警卫员来干什么，要杀人吗？必须说清楚。”

    又有一个声音吼起来：“还带着驳壳枪，是保卫李伯钊还是要暗算人？”

    会场乱哄哄，有人走到张秀夫跟前打了他两记耳光，有的喊：“打死这个奸细。

    当时会场乱成一团，闹哄哄的不可收拾。正在这时，传来前敌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的指示，让这个会不要再开了，问题以后由领导来解决。就这样，一幕闹剧才草草收场。但是，第二天，李伯钊接到通知，她被开除了党籍。

    虽然李伯钊心情沉重，但毫不气馁，仍然具有饱满的革命斗志和必胜信心。她不仅鼓励自己，还鼓励身边的人共同战斗。李伯钊后来回忆这一段历程：

    我想不通，怀着沉重的心情随着队伍走。有一天，行军休息的时候，我问张秀夫：“你累了吧？”

    张不回答。我又问：“你走累了吧？”他仍不回声。我发现他两眼泪水，滴滴答答往下流。我又问：“是不是饿了？我这儿有干粮。”他还是不说话。我再问他：“是不是想三军团啦？”他摇摇头。我问：“那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是为你难受。我们现在老是走哇、走哇，到底走到哪里去呢？我想不通……我想杨政委。杨政委派我来接你回去，没有回去成。你又受那么大的罪，他们推你，打你。想起来，我伤心啊！”

    我说：“秀夫同志，你别难过，参加革命就难免要受折磨。”

    张秀夫说：“我是怕你熬不过来，我这个年轻娃娃有什么要紧呢！”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有些发酸，也确实找不出安慰他的话。想了半天，我说：“你要相信党。困难是有的，克服困难的办法也会有的。暂时受点折磨不要紧。你是红军战士，不能灰心丧气。来，吃点干麦子，我们还要赶到宿营地。”

    后来，南下部队到了懋功。一天，李伯钊见到了以前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认识的张国焘，她冒着很大的风险，当面责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单独率军南下？张国焘气焰很嚣张，反而大肆攻击党中央、毛泽东等。李伯钊听后十分气愤，更加看清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本质。

    朱老总亲切地教导

    部队到了松岗卓木碉以后，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另立了“中央”，要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他的行动遭到了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坚决反对。张国焘怀恨在心，加紧迫害朱德总司令。他派人偷走朱德的马，撤走警卫员，对朱德进行威逼利诱。李伯钊听说以后，很为朱老总的安全担心，也很想与朱老总建立联系，请示今后的工作。1935年秋的一天，李伯钊来到川西北绥靖县城，在红32军军长罗炳辉的帮助下，李伯钊终于见到了朱老总。

    多年以后，李伯钊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一篇题为《亲切的教导》的文章里，回忆了当时面聆朱老总教导的情形：

    办公室当门摆了一张方桌，我一眼看见朱总司令坐在长凳上戴着老花镜看文件。我走进了堂屋。

    “朱总司令，你好！”

    朱德同志从眼镜的上方望见了我，喜笑颜开，关切地问：

    “你来了呀……你从哪来的？”

    “从绥靖来，我在川康省委工作，做工农剧社的社长。”

    “能工作就好！”

    我仔细观察朱总司令：面色黑红透亮，很健康，只是面孔稍微消瘦了一点，黑绒绒的一双剑眉，眼睛很有神。朱总司令也细细地观察我，他说：“你身体倒还结实。”

    “唔！”我一时说不出什么话，眼里包了一包泪水，一开腔就要流出来，我忍住了。）过了一会儿，我问：“克清同志咧，她好吗？”朱总司令说：“她在党校工作，她很好。”我忍了半天，到底眼泪还是滚下来了，流个不停。好半晌，我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来，我痛心地问朱总司令：“我怎么办呢？”

    朱总司令沉吟了一会儿，坚毅地说：

    “他———张国焘打红旗跟他走。他要打白旗，再说！”

    我听完朱德总司令的话，耳朵里嗡嗡叫了一阵，顿觉心明眼亮。我破涕为笑，亲切地叫声朱总司令：“你要好好保重。党校离我们剧社很近。我会去看克清同志的。”说罢，我立正行军礼，转身离开朱总司令。想不到朱总司令一直缓步送我走出总司令部的大门。我紧握朱总司令温暖有力的大手和他告别，愉快地迈着大步，走回红三十二军松岗的住地。（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