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民警进屋,男人只好起床。
图②:自己的被窝被情敌所占,她坐在床头落泪。
图③:忍无可忍的她掀开情敌的被窝。
时间竟达数月之久,1月27日,忍无可忍的妻子叫侄儿拨打110报警,警方随即介入调查
本报讯(记者龙果)这个春节,37岁的康英(化名)过得很窝火:当“破烂王”的丈夫抛弃了10多年的夫妻感情,公然将情人带回家里住,三人同床共眠竟达数月之久。1月27日(腊月二十八)凌晨,忍无可忍的康英叫侄儿拨打110报警,警方随后介入调查。
到昨天为止,痛苦地回到合川老家过年的康英,仍不愿返回江北那个让她伤心了几个月的租赁房。
深爱老公
康英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周兵(化名)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康英出生在合川农村,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拉扯着4个子女长大,含辛茹苦。20岁那年,经人介绍,康英认识了周兵。
当时,周兵的父亲也去世了,家里也很穷。但康英看上了周兵的聪明和帅气,尽管家人反对,但她还是于1990年的正月初二嫁给了周兵。那时,周兵的家人还曾担心康英嫌弃周家穷。同年底,康英给周兵生下了一个女儿。
婚后,夫妇俩一起干活挣钱,周兵以看“阴阳”为业,康英在家喂猪。两年后,家里盖起了新房。到1999年,周兵和康英己盖起了两幢房子。
康英回忆说:“那些年周兵对我很好很好,有一次我在广州打工生病了,他就给我来信,要我赶快回家,还说哪怕贷款也要为我治病。当然,我对周兵也很好,千依百顺的,那些年,我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康英坦言,她到现在都不恨周兵,主要是恨那个夺走老公的女人。
进城花心
2004年初,有亲戚给周兵“指路”,让其到重庆做收废铁的生意,收入还不错,于是两口子的生活更加舒坦了。
大约在当年7月,远在合川老家的康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自称李芹(化名)的女人在电话里直言不讳地告诉康英:“我喜欢上周兵了,但我并不希望他离婚,既不要名分,也不要钱,只想做情人。”
康英听了这句话后,很生气地回敬说:“只要你拿20万元出来,我就把老公‘卖’给你!”
不料,李芹竟把这话说给了周兵听。到了11月份,周兵亲自给康英打电话,说李芹要见她。
随后,康英赶到了江北的一个茶楼,和李芹见了面,李提出愿付10万元让康英和周兵离婚,但康英出于对感情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要求。
鸠占鹊巢
康英告诉记者,事后,尽管周兵不承认他和李芹住在一起,但她明显感到丈夫对自己越来越冷漠,夫妻在一起时也再没了性生活。
2005年5月的一天,康英突然来到江北,用钥匙打开了周兵租赁房的房门,竟发现李芹睡在周兵的床上,两人当场发生争吵,随后周兵赶回来解释称:“我们是朋友。”
康英说,为了挽回双方的感情,她于当年8月份搬到了周兵在江北的租赁房里。那段时间,周兵很晚才回家,总是说自己拉货忙,却又拿不出钱来。两人频频为此发生了争吵。
后来,周兵干脆把李芹带回租赁房,并要让李住下。康英和他们闹,他们竟“劝”康英说,不会离婚,女儿初中都要毕业了,外人说起不好。万般无奈的康英只好屈从。
三人同床
康英说:“有一天晚上,我生病了,李芹买了水果来看我,然后周兵喊她睡,她就挤到我们床上睡来了,我无可奈何,只好哭。从此以后,我们3个人就睡到了一张床上。”
据康英介绍,李芹喊她“康姐”,周兵则以“大老婆”、“二老婆”相称。
周兵还得意地宣称:“皇帝都有三宫六院,自己有两个老婆不得多。”康英为此反抗过,但被周兵打了好几次,只好屈服。
寻求帮助
康英气愤地说,周兵和李芹的日子过得很滋润,还买了一辆奥拓车到处走,而一家人的生活费也都由李芹掌握着。
谈到报警一事,康英介绍说,她一直害怕离了婚以后,女儿没人养,但她又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前途,总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今年1月25日,康英在杨家坪找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在那里,她咨询到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报警。
求助警方
1月27日(腊月二十八)00:30,康英让侄儿拨打了110,向花园村派出所报了警,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康英开门后,立即向警察下跪,被扶起后,她领着警察进了屋,这时周兵己穿好衣服,而李芹依然睡在床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间仅有几个平方米的租凭屋里仅有一张双人床。康英指着这床告诉记者:“我们就是在这张床上一起睡了几个月!”她哭泣了一阵后,拉起睡在床上的李芹要到派出所评理。
在现场,周兵一言不发,随后被警察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而李芹则对记者说,周兵一直要和康英离婚,但康英不同意,她只好这样做。律师说法
一夫一妻不容动摇妇联也应发挥作用
1月27日上午,康英找到了重庆伊斯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柯寻求法律援助。
听完康英的哭诉后,陈柯律师陈述了自己的初步意见。
陈柯律师指出,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原则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守。如果通过调查,确实发现周兵的行为构成了重婚罪的要件,那么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康英有证据证明周兵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重大过错,那么她将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中,获得较为有利的分配份额。
陈柯律师坦言,从康英目前介绍的情况看,她是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的代表,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她不仅仅是需要法律的援助,更需要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各级妇联组织的关心和支持,“这样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本报记者龙果
本报记者鞠芝勤实习生郑宇摄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