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但标题被改了。如今，这个标题成为我新著的书名。

　　去年出现过郎顾之争，人们对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越来越怀疑，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其实，我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对自由派有天生的同情。不过，我对中国的自由派 一直有着强烈的批评。他们不听我的批评，也是陷入今天的困境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新书对他们的理论有所修正，使得自由派能够重新出发。

　　记得两年前，陈志武先生在纽黑文请我和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吃饭。这位自由派是厚道真诚之士，所以大家废话没有，很快进入了观点的交锋。我当时提到自己的文章《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他马上直言不讳:“这种话我一听就烦。不打工怎么办？美国人不打工吗？”我说中国的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对工人的权利保护不够，老百姓挣得太少，自己无法发展，除了永远给人打工外别无出路，等等。他马上驳斥:“打工是老百姓愿意。他们不打工能干什么？打工是发展的开始。工资那么高，还有什么竞争力？”我问美国人工资高，怎么还有竞争力呢？他随口就说:“你看看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你回来看看咱们的企业。美国争不过咱们才说咱们工人的工资低。”

　　这次饭局上的辩论，最清楚地体现了我这个海外自由派和国内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最充分的竞争，是排斥垄断的竞争，是使最小的经济体有参与机会的竞争。要想保护市场的充分竞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必须保护这些最小经济体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小的是美好的”，最小的经济体最有效率。

　　那么，什么是最小的经济体呢？最小的经济体就是个人，就是家庭。社会要保证这些经济体得到公平的报酬，挣到足够的资本提升自己的层次。比如，一个工人家庭，挣的工资不仅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还可以投资子女教育，使下一代“产业升级”。这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长远保障。如果都像我们这样，民工有时甚至拿不到工资，子女入学也受歧视，那么民工的孩子就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就永远是盲流。即使中国未来想发展高端产业，民工的子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你哪里找未来高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眼前的利润牺牲了长期的发展目标。

　　我不妨举个活生生的例子。福特汽车公司最近陷入大危机，裁员3万人，以后说不定会倒闭。这大概证明了那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话:“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试想，工人的年薪五六万美元，外加一大堆福利，退休人员优厚的退休金也扛在肩上，还怎么和我们年薪不到两千美元的工人竞争？这话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真理。当时有眼睛的人就能看明白:美国的家用电器，美国的汽车，早晚要被日本打败。高工资伤害竞争力，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美国的家电市场、汽车市场纷纷被日本和韩国占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力和经济效率直线上升！这二十多年来，美国从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看，明显高出日本和欧洲一截。为什么？家电工厂倒闭了，今后汽车厂也会倒闭，但这些企业虽然瓦解，美国最小的经济体(即个人和家庭)的竞争力却是有保证的。人家有高工资、高福利，人家送孩子上大学，下一代摇身一变成了软件设计师、医生，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升级了。全社会都这样，经济当然就有后劲。

　　这次福特的危机，尤其让人感慨万千。企业陷入如此大的困境，大家都知道是成本太高，没有办法竞争，被迫关厂、裁员。但人家怎么裁员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福特正在考虑，给几个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上大学的学费，15000美元一年，保证四年的大学学费！人家企业火都上了房，还不得不花这个钱。你还指望这个企业能生存得下去吗？但人家的市场经济成熟了。在大企业和社会的小经济体之间，有制度保证小经济体的利益。人家怕的不是一个福特公司的破产，怕的是成千上万工人、家庭的破产。只要这些小经济体能存活，保持竞争力，国家就会有竞争力。毕竟后者才是社会的细胞。

　　所以，我在书中提出的是一个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倒几家大企业没有关系，GDP增长慢一点没有关系，但老百姓在医疗、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牺牲这些小经济体为代价发展大企业，无非是一种变身的计划经济。

　　(作者薛涌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