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央视“春晚”比做除夕夜的一桌酒席，则语言类节目就好比餐桌上的荤菜，而以农民为主角的小品，则好比是荤菜中的红烧鱼，似乎总归是少不了的。

　　小品《跟着媳妇当保姆》就是这样一条“红烧鱼”。你看冯巩扮演的“保姆的丈夫”，一出场就很出彩：身 着西装，脚上却是极不协调的白色旅游鞋；一条红得刺目、和西装颜色成很大反差的领带，非常蹩脚地系在脖子上。 　　

　　更可笑的是，他居然喜欢模仿新新人类，动不动就大叫一声：“耶！”当然，他叫出来只能让人捧腹。

　　“丈夫”担心“像潘金莲一样漂亮”的妻子给城里人当保姆会被他们占便宜，于是，决定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亲自监看妻子要服务的人家。所有的笑料都因此而发生：这个矛盾他解决不了，只能由城里人出面才行：男主人不放心远在国外的妻子，马上要出国了，找保姆是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并且爽快地预支了一年工资，于是一切皆大欢喜，连男主人的母亲也立马变成“丈夫”的“咱妈”了。

　　农村人为什么在城里人眼里会显得可笑？恐怕这样的答案最接近现实：城里人更加“现代性”，更敢于不受任何束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农村人则更加“前现代”一些，更愿意遵守一些古老的道德教条，这些教条在城市的环境里显得是如此不合时宜、违反常识和逻辑，以至于你想不发笑都不可能。

　　不过，我们很可能是在嘲笑我们文化传统中最珍贵的一部分遗产。因为道德缺失的惨痛后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已经入骨三分地感受到了：没有安全的食物、无法相信任何人、绵密的铁栅栏和林立的保安……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自然反应。农民身上那种淳朴的道德，本来可以成为医治“现代性”的一剂良药，但由于农民的弱势，这些珍贵的品格反而成了让城里人解颐的噱头。

　　实际上，农村人也希望提升，但“春晚”的舞台上，这种希望也成了笑料：小品《说事儿》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说实话的问题，实际上却对企图写书的农村老太太“白云”进行了无情嘲笑。是啊，农村老太太居然要写书，这太可笑了，写出来的下场也无非是送进厕所当手纸……于是，所有的人都乐不可支。可见，我们也都是些只能根据经验，去理解新事物的人。我们不可笑吗？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笑下去，谁来拯救我们呢？惟愿明年的“春晚”，不再开涮农民。　郭松民（北京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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