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通过卖地来还贷,不能彻底化解目前高校金融风险,还需有针对地制定各项金融政策
“现在,新校舍建起来了,高校的还款压力却大了,平均每个学校负担五六个亿,有的达到七八个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说,“现在,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土地置换是为了还贷!”
“大学路上就要没有大学了!”近日,有关郑州市内的大学要卖掉老校区整体搬迁的说法在郑州市民中不胫而走。
郑州市的大学路集中了郑州大学、原河南医科大学(现称郑州大学医学院)等知名高校。在2005年3月,大学路上的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下称“管理学院”)把原校舍100多亩的土地,以1.35亿元的价钱出让给郑州新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这是河南高校首次采取土地置换方式筹措建校资金。
“卖地卖房现在成了河南高校的救命稻草,”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说,“但是我认为这个路子不应该这样简单地走下去。”
用地换钱
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政府“要求已经批准建设新校区而且规划占地面积达到学校事业核定规模需要的高校,或者建设新校区时已经将老校区进行置换的高校,原则上都进行老校区的土地置换”(见河南省社科院的《领导参阅》2005年第69期)。
一纸规定出台后,大学路上的老校区都面临了搬迁的命运。
2005年11月,河南省政府又下发通知,规定“像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老校区置换土地,应在当地文物部门指导下合理确定对象和保护范围,纳入保护范围的校区、校舍等一律予以保留”。
不过2006年1月11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省政府只是有这种精神,但尚没有非常明确的实施计划。”因此,虽然规定要保留有“文物价值”的老校舍,但是仍打消不了一些人的疑虑。
“按照这个思路,河南全省高校的老校区几乎都将面临被置换拆除的命运。”12日,刘道兴说。
全国高校的土地置换始于浙江省,2000年当时浙江中医学院首先做了个试验,将原校舍不足5公顷的土地置换给一家房产开发公司,两年后,一个占地27公顷、投资2亿多的新校舍建成。
据公开的材料显示:银行贷款仍然是大学建设融资的主渠道,浙江省六大高教园区的总投资达219亿元,而在2000、2001年间,浙江省政府总共拨款才4.8亿元。
据江苏媒体报道,早在2005年8月,江苏省政府规定,45所省属高校也要对老校区进行土地置换。对于置换收益,江苏省政府明确表示“主要用于偿还新校区建设债务”。
2005年12月末,辽宁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张平礼对本地媒体说,2000年以来,辽宁省75所高校中已经有35所实现了新校园建设,其中17所都是通过“卖地”来置换的。
土地置换已经成为高校扩张过程中筹措资金的普遍方式。
“卖家底”的背后
1999年,河南高校在校生14.6万人,2005年达到了85万,校舍面积由622万平方米增加到2300多万平方米。这样的发展速度,被称为河南高教的“二次创业”。而创业的关键就是“资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告诉记者:“以往,建设新校区的资金来源无非三种途径,财政投入、提高学生收费和银行贷款。”
“近几年来,河南省财政拨给高校的基建经费只有3000万元,”刘道兴说,“每个大学一年要到一百万、几百万,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河南人居收入较低,所以河南高教的收费相应的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刘道兴说,全国平均起来每个大学生一年的收费为5000~5500元,而河南为3700元左右。
由此看来,银行贷款的作用尤为重要。
“现在,新校舍建起来了,高校的还款压力却大了,平均每个学校负担五六个亿,有的达到七八个亿,”刘道兴说,“现在,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土地置换是为了还贷!”
“卖家底是地方高校普遍债务危机的典型体现,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昨日告诉记者。
2005年12月21日,中国社科院《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社会蓝皮书称,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新的高风险贷款项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达1500亿~2000亿元,由于贷款额度太高,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
蓝皮书称:“为了扩建或吸引人才,部分公办高校向银行大量举债,并热衷于圈地和参与大学城建设,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20亿元,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继‘钢材、水泥、电解铝’之后的又一个高风险贷款项目。”
“国家审计署连续两年审计对高校债务风险提出警戒,”杨东平说,“现在的整体现象是发达地区不计后果的大兴土木,建造大学城,造成银行债务风险,有的大学城建成后,学生所有的收费连还贷款利息都不够;而在河南这样的相对落后地区,高校资金需求则难以为继、加上被银行笔债,到了不得不卖家底的地步。”
而今年1月1日起,教育部也开始全面实施对直属高校资金流动的即时动态监控,建立高校大额资金流动监控系统,以及时了解资金流动情况,防范高校金融风险。
银行“逼宫”
就在河南高校“卖家底”的同时,由刘道兴领导的河南省社科院相关科研课题项目也在进行着。
刘道兴透露,由于贷款到期,高校迫于资金压力无法归还贷款,有些银行的工作人员为此受到处分。而同时,也出现了银行冻结高校教职员工工资的情况。
记者联系河南多所高校,对方均拒绝采访。
在2005年11月给河南省政府《加大政府对教育投入和银校关系协调力度谨慎进行高等学校老校区》建议书中,刘道兴写道:“银行对高校进行的征地和基建项目贷款,是在扩招大背景下简单照搬向工商业贷款的政策下进行的,贷款期限短、利率高,按照纯经济原则和市场原则运作,而高等教育和工商企业有着质的不同,它又明显的社会性、公益性。”
“难道学校和企业一样吗?现在的金融管理制度,就是把高校当成工商企业,把高校逼得没办法,不得不还!”刘道兴认为,“高校贷款所形成校舍等基建项目,理应算作国家和民族文化资产,可以发挥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作用,怎么看成呆坏账呢?”
“再者,公立高校是政府的资产,教职员工与所有者之间只是一种信托的关系。谁所有谁负责,怎么可以冻结教职员工的工资呢?”
刘道兴把高校还款压力总结为“由于所有权混乱引起的政府投资与管理缺位”。
求解高教的资金难题
刘道兴认为,银行对高校的信贷应当降低利率,延长期限政府应当担保和贴息,创立一整套激励金融机构向教育基本建设贷款的新政策。
“从金融资本形成的微观机制上看,老百姓把钱放进银行,大致上有15%~20%是为了子女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作准备的。这已为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许多社会调查机构的储蓄倾向调查所反复证明。”刘道兴告诉记者,“因此,金融资本支持教育基本建设天经地义。每年金融机构向社会投放贷款15%左右用于支持教育基本建设是完全可行的。”
“现在我国在教育投资方面面临问题,就是缺乏金融资本支持教育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刘道兴说,“房地产开发商能够把高校老校区买下来拆掉,实质上也是动用了金融资本,只不过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金融资本支持房地产开发的政策体系,所以,解决高校目前面临的困难,必须在金融创新上下工夫,必须在重构政府、银行和高校关系上下工夫。”刘道兴还建议制定“举债办学法”,明确政府、学校、受教育者,以及投资、金融、财政和社会的责任和权利。
“卖地卖房是无济于事的,只能解决了眼前的困难。目前的高校规模还是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高教需求,那么,学校下一步的扩张资金怎么解决?”杨东平说。
他认为,世界范围内,连富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能力包揽高教,而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都是公立,由政府来投资的。
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应当更重要地承担义务教育,即实现教育公平的职能。而偏偏我们国家没有理顺:义务教育则缺少投入,高等教育抓住不放,结果适得其反。
“在北京一个中学择校生的收费上限达到了每年1万元,在山东落后的地区也达到了六七千元,这些甚至远远超出了大学生一年的收费。”
杨东平接着说,“所有这些怪现象,都是高校管理体制造成的。改革陈旧的投资模式、实现高教的社会化,势在必行。”(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