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农民刘福成日前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这6位“中国富豪”分别寄出了一封求助信，对他来说，这6封信就是他的6个希望。这是因为他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一笔不菲的医疗费用。他在想，只要这些富豪能有一位向他伸出援手，他就可以实现救治孩子的梦想。（详见今日早 报12版）

    这样的弱者求助富豪的行为，在我心中掀起无限伤感的波澜。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行为，是源于一种完全个体主义的贫困观，是因为贫困者把贫困和苦难完全当做自己个人的事。当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噩运时，他们获得救助的思维，依然还停留在“施恩观念”。施恩式的救助，我们在影视剧中时常见到。比如，在封建旧社会，每至年节之时，一些大户有钱人家就“开门散粮”或“置锅分粥”。

    而事实上，在文明、法制、健康的社会，像他这样的困难，最应得到公共救济，而不是民间救济。需要强调的是，我这样说，绝没有否定民间道德自救的价值意义。但是，当人的生命已经到急需抢救之时，如果还让这样的贫困者去选择民间自救，如果贫困者还只知道选择民间自救，这难道不正说明公共救助机制的失灵吗？

    如果不能改变长期以来对困难群体救助缺乏统一标准，只是临时性救助的现状，如果不能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让困难群体明白应该具有怎样的接受求助的权利，应该选择怎样的接受救助程序，并保证这样的救助程序可操作，恐怕我们的社会像刘福成这样抱有传统“施恩观念”的贫困者，就不会越来越少，我们也就只能无奈地面对更多的贫困者那悲苦绝望的表情了。江苏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