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笔畅生活在广州，能讲普通话、粤语和英语，但她却不知道怎么把粤语“小时一旧饭，大时一碌葛”翻译成贴切并同样幽默的普通话。这句话是第三部“麦兜电影”《春田花花同学会》（以下简称《春田花花》）的宣传语。《春田花花》的演员有包括周笔畅在内的４６位内地和香港明星，他们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王朔很北京，麦兜很香港

　　“就像王朔的笑话很北京，冯小刚只能在长江以北，麦兜只有香港人才明白。”《春田花花》的导演赵良骏认为，前两集“麦兜”——《麦兜故事》和《菠萝油王子》——的走红，靠的是纯香港的幽默语言，不但中国北方的观众不大能感受得到这种幽默，甚至连广州人理解起来也不那么顺畅。“增加‘超女’，也是为了让麦兜不仅仅为香港人所知。这样比较不容易被语言框住。”

　　“超女”初赛的时候，赵良骏正跟着老搭档、监制陈可辛在北京拍《如果·爱》，养成了追着“超女”看的习惯。后来，剧组移师上海，“超女”进入总决赛，赵良骏仍然坚持每集必看。“超女”赛程拉得太长，《如果·爱》都拍完了，比赛还没出结果，每当有比赛的时候，他都尽量找机会“从香港返回内地玩”。就这样，赵良骏像很多内地观众一样，几乎从头到尾跟完了比赛。

　　去年１０月，由陈可辛监制、赵良骏导演的《春田花花》进入筹备期，他们要找一个性格、说话都慢半拍的演员。在他们视野范围里，“香港几乎没有这样的女孩”。于是，赵良骏想到了“超女”。他从网上找来“超女”的比赛录像，给剧组解释这个节目在中国内地有多火。

　　“除了李宇春，你能想到的所有‘超女’我们都见了。”赵良骏在“超女”巡演期间，见缝插针地约见了各式各样“超女”，包括周笔畅、张靓颖、何洁、黄雅莉……甚至是张含韵——没找李宇春，是因为实在无法在剧中为她安排一个合适的角色。

　　周笔畅从小爱看动画片，小学时是《圣斗士星矢》，初中时变成了《金田一》和《名侦探柯南》。与她身边很多同学不一样，她不是“麦兜迷”，不四处搜集“麦兜”胸章，不托人从香港买《麦兜故事》原声ＣＤ。“麦兜”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在电视上看过片断，没太看懂。周笔畅第一次见《春田》剧组之前，她只知道拍过《金鸡》的赵良骏想见她。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赵良骏与周笔畅约好在深圳火车站附近一家餐厅见面。周笔畅刚刚结束一个在广州的活动，下了火车就拖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赶到餐厅，嘴里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我迟到了。”这是赵良骏第一次看到一个明星，独自一人拖着行李箱去谈合作、谈剧本。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在香港，周笔畅去试妆，刚从红磡火车站下车的周笔畅，又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来了。剧组都很喜欢拖着行李箱的周笔畅，和她有一搭没一搭、永远慢半拍的感觉，认为她就是不二的人选。第二个确定的超女是张靓颖，赵良峻趁张靓颖来香港迪士尼的间隙，谈定在《春田花花》里唱一首歌。如果不是黄雅莉档期实在无法协调，她也会出现在《春田花花》里。

　　引入“超女”，是“麦兜电影”扩大观众群尝试的一部分。“扩大观众群”是编剧谢立文把第三部麦兜剧本《春田花花》交给赵良骏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但“扩大观众群”对香港出品的动画片来说，几乎是一个致命的要求。自从１９９５年的《玩具总动员》走红之后，１０年来，好莱坞出品的动画片逐渐被具有很大形体和表情塑造空间的三维动画统治，平面动画几乎绝迹，其制作成本也一路飙升至近亿美元。这是香港电影市场还玩不起的大游戏。《麦兜故事》在２００１年取得的１５００万港元票房已经是港产动画片几乎无法逾越的纪录。《麦兜故事》和《菠萝油王子》都是纯正的平面动画，靠的是角色平面形象和语言对白。到了《春田花花》，语言造成的隔阂又成为进入内地市场的障碍。

　　对此，赵良骏的对策是，引入真人表演。９０分钟的《春田花花》，只有３０％左右是动画，７０％的内容由真人扮演。这６０多分钟的真人扮演部分，云集了４６位内地和香港明星，平均每个人出场时间不到一分半钟——这是１９９１年的《豪门夜宴》（香港２００多位明星为筹款捐助内地华东水灾拍摄的喜剧）以来演员最密集的影片。每增加一个明星，就意味着把一批“粉丝”列入了潜在观众名单；真人的表演则可以通过加大肢体语言的比重，减少语言隔阂。

　　即便剧组已经大幅度减少港式语言，帮助剧组进行普通话翻译的晴朗还是为片中很多“只有香港人才明白”的词汇伤透了脑筋。他认为，内地观众最多能够接受“纸包鸡、鸡包纸”、“没粗面、没鱼蛋”这种简单笑话，但靠香港俚语谐音以及生活小细节惹笑的部分，就很难被传神地译为普通话。

　　“比如著名的香港小交响乐团穿戴井然、庄严起立，齐唱搞笑歌《斋卤味》，形式是很搞笑了，但怎么翻译也没法把‘斋卤味’（素鸡素烧鹅等豆制品仿制荤食的统称）准确译成普通话。”晴朗说，字面上北方观众也许能理解什么是“斋卤味”，但这句话真正搞笑之处在于，“卤味”是粤语里一个程度偏轻的粗口。在之前的普通话版港产片中，不少类似的一语双关台词在翻译中只能被损失掉，例如《大话西游》中的“妖那妈”就只能被减译为“妖他妈”。晴朗现在能做的，只能是把粤语中的俚语、口语用书面语言写出来，使之与普通话常用语法相符，同时尽量不改变剧本原意。

　　从养猪小朋友 到猪样小朋友

　　这种语言上的隔阂，很大程度上与“麦兜”的“老爸老妈”——谢立文和麦家碧有关。

　　“谢立文根本听不懂普通话。”麦家碧说话一字一顿——她学会说普通话不到两年，要与她用普通话交谈，句式必须直接简单：是什么？为什么？

　　麦家碧画的第一只“猪样小朋友”并不是麦兜，而是它的表兄弟麦唛——“猪唛”和“猪兜”在粤语中都是小猪的爱称。麦家碧觉得动物有姓氏是获得尊严的第一步，麦唛是同音相叠，听上去比较童趣，所以“兜”也就跟着姓了“麦”。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那样——跟妈（麦家碧）姓。

　　１９８８年，谢立文才毕业没多久，和朋友一起开了家出版公司，１８岁的麦家碧应聘成了他的插画家。麦家碧喜欢小孩子感觉的东西，即使在很严肃的珠宝设计书上，麦家碧也会给红宝石插画上画一个小孩，爬在宝石上面。

　　麦家碧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女子学校，没有跟男生接触过，所以一上大学就开始不停地谈恋爱。等到参加了谢立文的出版公司，她对老板的印象是“好好玩”，不但“让我画想画的东西，还给我很高的薪水，而且还愿意帮我做经纪人，解决画画以外的杂事”。

　　麦家碧选择猪为主角，因为她认为猪是最被人误解的动物——猪其实是干净、聪明、有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般粉红色气质的动物，她要画一只讨好的猪。

　　《明报周刊》老总雷伟坡是第一个给“麦兜”机会的人，他接受了麦家碧的“讨好的猪”，惟一的要求是由谢立文来编故事。

　　谢立文最初编出的故事是：一个家庭要从农村搬去城市，但是不能带家畜，小孩子放不下跟猪、鸡的感情，把乡下的猪偷偷养在城里的家里，他们那头不会讲话的猪就叫做“麦唛”。

　　这一系列漫画逐步发展，主角从“养猪小朋友”变成了“猪样小朋友”，谢立文和麦家碧的关系也慢慢从老板、雇员，变成了老公、老婆，他们的分工简单明确：谢立文编好故事，麦家碧来画。

　　最开始，“麦兜”是在《明报周刊》为儿童出版的《小明周》上连载，后来转到了《明报周刊》正刊。后来，雷伟坡创建了一本新的娱乐杂志，为麦家碧和谢立文留下不小的阵地——《黄巴士》，每个星期随周刊一起面世。他们没有把《黄巴士》办成只有小孩看的东西，他们请来邓达智给孩子写服装的来历、服装的搭配，请电影评论家给孩子写好看的影评，让它成为一本孩子和大人都会看的杂志。后来杂志没有办下去，雷伟坡就将《黄巴士》的名字送给了“麦兜爸妈”继续做下去。

　　赵良骏看了十多年“麦兜”，在他看来，“麦兜”的故事可以被看成两个阶段，以麦兜被拍成电影来划分，之前香港处于经济上升期，“麦兜”的故事性强，浪漫大过笑话；之后香港经济遭遇冲击，“麦兜”的故事性减弱，笑话越来越多，读者层面也越来越广。

　　赵良骏觉得麦兜就像是香港的史努比，而负责将《春田花花》翻译成普通话的晴朗认为麦兜像是香港的郑渊洁。

　　１８年来，“麦兜”系列故事漫画已经出版了超过２０本。麦家碧说：“我听很多人说，他们是看麦兜长大的。”在她看来，“这些年，香港有什么变化，直接用语言说不出来。”但一旦编成故事，他们就有了发挥创意的空间，香港街道的变化、香港第一块奥运金牌、单亲家庭、东南亚经济危机制造的大量“负资产人士”，甚至还有香港兴起的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绪。香港的变化，就从家住香港九龙大角咀的“猪样小朋友麦兜”和他在“春田花花幼稚园”的同学们身上反映出来。在麦家碧口中，他们是香港的“草根阶层”，他们资质普通却又满怀梦想，他们经历了希望、失望，然后经历再希望、再失望……

　　“这些都是很香港化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在香港。”麦家碧说。　记者 袁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