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沉默了3年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安医大附院)的张医生终于开口了，他一边从袋子里抓出一叠里面装着数额不等的回扣款信封，一边对记者说，“我就是那个用回扣捐助失学儿童的‘李存田’，主任医师，急诊内科。”3年来他共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金额达4万多元，但这些都是他收受的医药回扣费，故 有“带血的善款”一说。

　　张医生说，把回扣捐作善款，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高尚，“因为这些善款本身就不干净，都是带血的。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社会的良知。”（1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真相大白后，人们该怎么看这笔“带血的善款”？假如这4万元捐款系张医生的合法收入，当然是善款，问题是这笔钱恰恰来路不正，属灰色收入，因此张医生自评这“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高尚”；但从这笔钱的实际用途看，它实实在在让近百名贫困失学儿童重新走进了课堂，善莫大焉！这就是由“带血的善款”导致的道德悖论。

　　善款竟至于充满道德悖论，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现在去考究这笔善款的道德是非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去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桩善举充满了道德悖论。从报道中得知，张医生一开始就没把捐款当作是善举来看，而是将其视为收集医药回扣的证据。这也是经朋友的点拨，才使他“开窍”的。他说，他收取回扣，就是为了收集证据，证明他所在医院的问题。这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作出的选择。自1996年张医生向纪检、卫生部门反映安医大附院的回扣问题，到1999年年初投书《人民日报》，再到1999年4月又将回扣问题反映到安徽省委有关领导处，几年间，张医生不断的投诉、举报、取证，结果这些举报信不是没有下文，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医院“自查自纠”，不了了之，而他的处境则变得越来越艰难。

　　从他的反回扣经历看，除了他没向人大（立法机关）反映外，行政、司法和媒体都反映到了，也就是说其他几种权力部门（包括第四种权力的媒体）都反映到了，可存在于安医大附院的回扣现象丝毫不见遏制，医生该怎么收还是怎么收，就连举报者张医生自己也不例外。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潜规则操作下的医药回扣如果不从法律和体制上想办法，即使动用再多的权力部门都难以奏效。反回扣立场和决心那么坚定和坚强的张医生尚且也得屈服于此种潜规则之下，不得不选择一条权宜之计，先收下，然后捐给妇联，足见其威力之大。所以说，归根结底是现行医疗体制的不道德，才导致“带血的善款”的道德悖论！这无关张医生的私德，相反，因为张医生反回扣的悲壮经历，使这笔善款具有了殉道者的自我救赎意味，显得更加圣洁和道德！这就是我的答案。（王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