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反动土司勾结汉族反动军阀,给藏族人民制定了严酷的“惩治条例”,对凡帮助红军带路、当通事或卖粮食者均处死刑。加之汉族军阀常常掠夺藏族群众的财富,屠杀无辜,使一批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对红军产生了误解。在道孚、炉霍等地就发生过一些藏族群众在反动土司唆使下,将红军战士捉去,剁手、割脚、剥头皮、点天灯,手段
十分残忍。王泉媛一到炉霍、道孚县,当地的反动土司就蛊惑藏族群众:“共产党汉人派来了巫婆,不杀掉她,此地将有大祸降临”,等等。王泉媛可说是浑身是胆,才干超人。她带着年轻的通事依夫朵杰,紧紧依靠当地最穷苦的藏族群众,向广大藏族群众解释共产党、红军的民族政策。在为部队筹粮时,按质论价,公平交易,藏族群众交来青稞米、面,他们要盐巴给盐巴,要银元给银元。同时,她还利用在总卫生部工作时耳濡目染学到的医疗技术为藏族群众诊治疾病。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道孚、炉霍两县的群众工作局面渐渐打开,王泉媛在当地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扎下了根,愈来愈受广大穷苦藏族群众的欢迎。两个月里,竟发展了90多名团员,成立了甘孜团县委,任命依夫朵杰为书记。 7月初,张琴秋找到王泉媛,指示她在甘孜一带筹集粮食1万斤,准备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王泉媛来到当地最富裕的小西凉寨。这是一个极为闭塞的山寨,头人十分强悍,红军先后派了3人做工作,都被杀害了。这回,王泉媛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她带着依夫朵杰,摸清了藏族群众识别好坏的暗语,冒险进了寨。此时她才看到,就在通往山寨的路两边,布满强弓硬弩、暗道机关,倘若暗语不熟,立刻就会利箭穿身。王泉媛和依夫朵杰来到土司家。土司听说这儿要过红军大部队,就和全寨的藏族群众一起躲进了山里,只留下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寨子里看守。王泉媛一边温和地招呼吓得浑身哆嗦的老人到火塘边坐,一边问老人能不能帮助叫回藏族群众,卖点粮食给部队。当老人明白两位“不速之客”只是要给过路的部队买粮食时,裹上羊皮袄出去了。
翌日,全寨的藏族群众都随土司回了家。土司问明情况,答应等部队来了保证供应粮食。在她的日夜奔波中,藏族同胞们受到了感化,仅3天时间,就筹集了1万余斤粮食。接着,她又发动群众用废旧的彩纸做成小彩旗,组成一个欢迎的队伍,在寨口上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当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的红军战士们看到这一情景时,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贺老总紧紧地拉着她的手,拍着她的头,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呀,伟大的小姑娘。”
一个女战士对长征途中当粮秣员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李兰香,参加长征时只有十五六岁。那时她在总医院二所当粮秣员。1961年时深情回忆了她在长征中当粮秣员的经历:
我所经常有病员百余名,工作人员50多人,除领导干部外大部都是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七八,小的只有十二三岁。
由丹巴到毛儿盖的行军过程中,我们还能保证叫伤病员同志每天吃到4两牛肉和4两粮食;工作人员每天可吃到4两粮食和野菜,有时只能吃到一些包谷或喝一些稀饭。
我们所到达毛儿盖后,粮食却十分困难,有时买到一头牛,把肉分给伤病员吃,工作人员烧吃牛皮和牛蹄子,就是搞到一些野山葱和草根也难充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只好脱下自己脚上穿的牛皮鞋烧吃。在粮食一天比一天困难关头,同志们克服困难的精神却十分高涨。
为保证伤病员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使他们养好伤,早返前线。部队每到一地我们六七个女孩子总是起早贪晚,有时连吃都顾不上吃,带上白洋、盐巴、背上马尾手榴弹,东跑西跑地去向群众购换粮食,如购换到粮食就用随身带的被单和毯子背,无有被、毯者便脱下身上穿的衣服充作口袋盛粮食。
购换粮食工作好坏,也就是看我们群众工作做的好坏而定。因此,我们每到一村一镇一家一户,首先积极召集群众进行宣传动员,说明:“伤病员为我们穷人在前线同白军打仗受了伤,现在没有吃的,不论什么粮食都行。咱们用白洋买,不愿要白洋的我们用盐巴换”。经过动员,群众生活虽然十分困难,还是设法卖换粮食给我们,如:青稞、荞麦、胡豆、洋芋等有啥给啥。当家里没有成粮时,即亲自带我们到地里搬苞谷,拔荞麦、挖洋芋或摘一些碗豆角,积极热情地支援红军。
但有时跑上一天,也购换不到粮食。同时在购换粮食期间,我们这些女孩子不但受尽了千辛万苦,而且付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十二三岁的小同志张××背粮过河,走到独木桥中间,因身体衰弱,眼一花失足落下河里牺牲了。董××同志也才12岁,在背粮时被敌机炸死。也有的女同志分散出去购换粮食被坏人侮辱糟蹋或失踪下落不明。
在那种生活艰苦,环境恶劣出生入死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畏惧,一心一意为了前线,为了伤病员同志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场,英勇杀敌。因而,我们起早贪晚,忍饥受饿,不怕艰苦和牺牲,终于爬过了雪山,越过了草地,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上级交给我们在长征途中为伤病员服务的光荣任务。
●女战士们认真负责的医护工作为部队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重要的卫生医疗保障,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钦佩,姬鹏飞夸奖她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
她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红军长征中的医护工作,是在长途跋涉、艰苦行军、连续作战、没有后方保障以及医疗器材和药品极为匮乏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但广大女医护人员毫无怨言,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战场救护、卫生防病和伤病员的治疗任务。料理伤员时,她们负起“洗伤口、涤血衣、饮水、喂饭”等繁重任务;发生战斗时,她们冒着炮火在火线上救治伤员;伤员多时,她们还要抬担架;遭敌机袭击时,她们甚至为掩护伤病员而牺牲。此外,在行军和宿营时,她们还要尽心竭力做好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她们以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热情工作,任劳任怨。女战士们认真负责的医护工作为部队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重要的卫生医疗保障,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钦佩。姬鹏飞曾夸奖她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由衷称赞她们说:“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时时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病员,总是不知疲倦。”
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有李伯钊、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钟月林等女战士。妇女工作团除了需要做正常的群众工作之外,还担负着繁重的伤员护理工作。有一次,王泉媛刚为一位头部受伤的战士换好药,担架队员又急匆匆抬进一位两腿被炸断的伤员。只见这位伤员下身沾满鲜血和泥土,伤口处血肉模糊。王泉媛抢步上前,双腿跪在地上,用药棉蘸上清水,轻轻地为伤员清洗创面,不时还柔声细语安慰这位忍受着剧痛的伤员。在战事频繁的日子里,妇女工作团的女战士为了护理伤员,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当时医疗条件太差,许多伤员的伤口化脓,散发出阵阵难闻的腥臭。可是她们对此毫不在意,她们默默地做着一切应做的工作,一心只想以自己的辛劳来慰藉和减轻伤员们的痛苦。邓六金回忆道: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