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王局长说：“还是由你来宣布刑拘，准备好手铐脚镣，完了立马给戴上。咱们做好审讯15天的准备。15年的案子，一年一天嘛。”

    我们到了黎满诚被看管的房间，王局 长很严肃地向他宣布了刑拘通知书，话音刚落，一个戏剧性场面出现了：黎满诚站在那儿大喊“冤枉，冤枉……”喊到第二声身子就偎到了墙上，头冒汗腿打颤，几乎就站不住了，喊冤声一声比一声小。我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喊什么冤？已经死了的你岳父一家才是真冤呢。过去没查到你，是技术不发达；现在技术发达了，谁犯了罪也赖不掉。”

    刑警当即给他上了手铐脚镣，并把他带到了临时审讯室。

    我开始了测后谈话，对他说：“做了这件事是你的第一个错；本来当初如果主动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没说，是你的第二个错；今天你就别再错了。老话说，事不过三，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5年了，什么事都该搞清楚了，不能再老背着它了。你老丈人一家，我们都调查得很清楚，像你小舅子、小姨子身上的各种嫌疑人推测，最后都否了。现在就集中到了你这儿，为什么没测别人就测你？应该相信科学技术……人活一口气，你做这事儿就是要出口气嘛。在这件事上，死了的人也不能说是没责任，他们也有责任啊……现在的科技不同过去了，1981年那会儿我们国家还没加入国际刑警，现在可不同了，什么手段没有？”

    我说到这儿，黎满诚开口了：“哎呀，我相信现在的科技，你们办案挺文明，说话也文明，测试也文明……”

    我说：“这就对啦，现在重要的是挽救活着的人。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你的许多想法，我们能理解……”

    谈着谈着，黎满诚就有主动要说的意思了。这时，有位刑警进来跟我小声说：“张祖丰说该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一看表，已经4点多了。我跟祖丰原计划坐当晚6点多的特别快车回京，但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不能换人谈话。我说：“今晚不走了，推迟一天吧。”

    我又和黎满诚接着谈。我说：“满诚，咱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其中的道理就不必再重复了。你主动说出来，咱百分之百帮你。可有一条，我不能提醒，提醒了那就不是你主动讲了。”

    黎满诚沉默了足有20分钟，用手把额头的汗珠子一抹：“我说。”

    “好，那我就记录，黎满诚主动供述如下，时间是1996年8月16日下午4时50分。你说吧。”我边说边在纸上记录。

    这时，屋里参加讯问的有王局长、李大队长，还有两名刑警。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黎满诚身上。他开口就说：我真没想到，你们不打人不骂人，凭科学技术定我这么准，我心服口服！实际上，我杀害我岳父一家5口人以后，已经作好准备等着公安局抓住我，枪毙我；可后来，调查我的时候我说不是我干的，就没有再追问我。再后来又几次审查另几个嫌疑人，我也搬了家，就以为没啥事了。

    黎满诚作案后准备以命抵罪。案发那天上午，全村人差不多都去了现场，恰恰老乔的两个女婿都没去，通知后才来的。老乔一家五口被杀，村里传得乱哄哄的，大女婿黎满诚却在小酒馆里要了猪头肉、花生米，像是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在那儿喝酒，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黎满诚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就是抓去枪毙也要做个饱死鬼，正好夜里弄到了钱，于是抓紧时间去吃喝。但没想到在刑警摸排调查的问话中三言两语就混过去了，这使他的侥幸心理又占了上风。实际上，如果当时取了他的足迹、手印，把人往看守所里一关，一问他肯定就交代了。但是，由于当时没对黎满诚重点审查，使他侥幸逃避了15年。所以我主张，在疑难案件中不仅要注意重点嫌疑人，也不能忽略了对非重点嫌疑人的细致调查。

    黎满城开始交待：我1953年2月11日出生，1973年正月三十结婚。订婚的时候我岳父就不同意。当时我妻子18岁。一开始她是许配给了外村的，是订给了一现役军人，后来这个军人转业，要的是别人家的女人，就不要我妻子了。再后来，我二大爷给我说的媒，是正月初六说的，正月三十就要了她。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结婚了，主要是怕变卦。

    黎满诚的供述从他结婚时说起，说明他对案件前因后果的自我认知十分清晰，矛盾自订婚之日就产生了。岳父是不同意女儿和黎满诚结婚的，但可能是态度不坚决，可能是女儿急于出嫁，这桩婚事还是成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