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离奇的朱令事件
一个权威的铊中毒鉴定找出了朱令5个月间两次发病的原因。
“在这之前，我们的心思都放在拯救女儿身上，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马上报案。”吴承之说。
朱明新告诉记者，4月28日当晚，朱令父母通过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
学生工作的薛方渝教授，朱令舅妈在薛方渝家提出报案的要求。薛方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方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保卫部长报案。
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方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薛方渝教授表示，迁出同学有些困难。
一些蹊跷的事情在发生。
在朱令住院不久的1995年3月底，朱令的一名女同学给吴承之打电话，告诉他“朱令还剩下的面包，我们几个分了吃了”。“很明显，有人在销毁证据。”吴承之向记者回忆这个细节时强调。
而在4月28日至5月7日间，朱令宿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当天来查看的民警事后告诉朱明新夫妇，钱散落在地上；与朱令联络过的清华一位老师告诉他们，朱令的杯子后来在同学打扫卫生时，在宿舍床底下被发现。
朱明新由此怀疑，“投毒凶手想毁灭作案现场”。
5月7日，朱明新夫妇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叫去做笔录，由此了解到，朱令一案由清华大学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人员负责调查。
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一名退休老公安王补专门找到朱明新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懂得铊盐毒性、毒理；可接触到铊盐；有作案动机；有异常表现。
“在王补的提醒下，我们的怀疑范围迅速缩小了。”朱明新说。她后来想起女儿在出事前曾在谈话中向她介绍过几次好朋友苏荟，朱令和苏荟因为都是北京人，关系不错，在朱令的介绍下，苏荟也参加了清华大学民乐队。
朱令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一个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呢？”“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临时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庄的古琴老师处上课，练完后回学校上自习，谁知苏荟告诉班上同学，‘今天乐队没活动’。本来朱令在民乐队的活动多，很少参加班级的活动，她自己心里也有压力，这样一来，同学更会认为‘就是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参加班里的活动’，朱令感觉很别扭。”朱明新回忆，这样的“别扭”还有好多次。在另一次，民乐队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开课，朱令回家后告诉母亲，苏荟跟老师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不用点拨太多了，将朱令挤到后排，朱令因此很不高兴。
朱令中毒后，清华派出所公安对朱明新表示：“可以大胆怀疑。”
在近日公布的声明中，苏荟对外表示，“想不到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
这份声明也强调，“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我，由于我被公安调查不能发我毕业证书，并让我家人来校谈话。”
谁可接触铊盐？
“我们在知道朱令中毒后很震惊、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朱令怎么会接触到铊盐的？”11年来，朱令在清华物化2班的同班同学李现平和朱令的其他同学们一直希望能找到朱令中铊盐剧毒的原因。
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胡海鹰用“比砒霜厉害几百倍”向记者形容铊盐的危害：“铊盐是一种剧毒性化学物质，无色无味，在食品、饮料里加一点点就能置人死地，不通过专业仪器检测很难发现铊盐中毒。铊盐需要高度保管，不是普通人能从市场上买到或从实验室能得到的。”
在胡海鹰看来，整个北京市能接触铊盐的差不多仅200个人左右，用铊盐的都是科研单位做化学试验或一些化工类项目研究，还有包括清华、北大等一些大型院校一些特殊的实验室。
在朱令周围，谁可以接触到铊盐？
1997年4月9日，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朱令父母，与朱令同宿舍的一名女生因帮老师做课题，能接触到铊盐。
2006年1月12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当年指导苏荟本科论文的童爱军教授承认，当年自己和苏荟因为课题需要都接触了铊盐，但童爱军教授强调：“仅仅说只有我和苏荟能接触到铊盐是不对的，当年我只是一名讲师，参与的是一个大的课题组，有其他教授和同学参加这个课题组，而且这个课题组也不止我们清华一家单位。”童爱军教授表示，在朱令事件发生后，她已经跟系里、派出所认真讲述过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一些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
李现平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清华，学校鼓励一些学习比较优秀的、学有余力的本科生提前介入一些教授、副教授课题的研究，当时物化2班有很多同学在参加这些课题，每个人的课题都不同。“高校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并不严格，肯定有漏洞，管理也是有时松、有时紧，那时做实验时，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想进实验室去基本上都能进去。”李现平说。
1997年5月，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级男生王晓龙向同学江林投下铊盐剧毒，理由是“过去江林与自己关系那么好，现在却不理自己了”。一时间，舆论哗然，同年的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99713号），指出：“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北京职业病研究所、北京307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专门的“职业病”鉴定中心才能对铊盐中毒进行鉴定，其他医院则需要把中毒者样本送到这几个专门检验铊盐中毒之处。“一般的医务工作者对铊盐中毒的知识非常缺乏，对铊盐的危害、对铊盐的管理等方面认识不足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胡海鹰分析。
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校领导在见朱令家属时强调：“学校在管理上，按照管理毒品的规定做了。”
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与朱令家属的一次正式会面中，确认了以下事实：确认朱令是铊盐中毒；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对铊盐的使用未经严格管理和登记；排除朱令本人及其亲属接触过铊盐。
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的10年后，苏荟在她的这份声明中反驳称，她并非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下实验室帮老师做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做实验的时候，同学们互借仪器药品也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即使在朱令中毒确诊后也没有太大改善。”
为了证实这个事实，苏荟表示，在1997年4月，她从未在清华工作、学习过的哥哥独自一人借了一部家用摄像机在白天工作时间到化学系实验楼，先后进了几个实验室，并从其中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台上拿了一大瓶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举在镜头前，把它带出实验楼，然后又送回原处，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又重复了几次，每次都无人过问。”
一起悬案
“尽管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能胡乱猜测。”李现平认为出言谨慎是为“负责”。
朱令父母也在艰难求证，1997年上半年，朱令班级的同学即将毕业前，朱令的舅舅去清华找了物化2班的一些同学，希望他们能提供朱令在校生活的详细细节，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没有同学告诉他们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11年后，朱令事件成为一起悬案，而关于苏荟家庭有着“特殊高干背景”的说法也在悄然流传。
一种说法是，朱令家同样具有“高干背景”。对此，朱明新提到一个表弟跟她开玩笑说，“大舅舅是高干的尾巴”：“我父亲朱启明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文革’前在北京市委工作，‘文革’后平反，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当顾问，没多久就离休，2001年去世。母亲退休前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
11年来，关于谁是凶手，各种说法，此起彼伏。
2006年1月13日晚间，记者与当年负责朱令案侦破的北京市公安局14处刑警大队警察李树森联系，李树森以“有些事情不好说、不能说”为由婉拒记者。
连日来，记者在朱令事件的采访中听到的最多的回答是“不知道”、“不清楚”，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当年重要的细节正被遗忘。
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领导找朱令父母谈话时表示，此案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
1997年2月，化学系教授薛方渝等两位老师来方庄医院看望朱令，薛方渝教授向朱令父母透露：将配合公安局做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此后朱令父母多次询问，至今无回音。“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现在都没有动作。”朱明新至今疑惑重重。
在朱明新的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到苏荟是1996年初，她和宿舍另外两个女孩——新疆的王琪和陕西的金亚一起到海军总医院去看望正在做高压氧舱治疗的朱令，那天，朱令笑的声音格外响亮。
此后，斯人再未谋面，而提供线索的老公安王补业已辞世。
时至今日，朱明新数次奔走于公安局信访部门与刑警大队间，“苏荟愿意站出来是件好事，我希望她能为破案提供线索。尽管希望很渺茫，情况不乐观，但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否则真的对不起孩子！”看着已经痴呆残疾的女儿，朱明新只有这样为自己打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