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区灰青涧村由于矿山被过度开采，山体常现坍塌和泥石流现象。这是发生泥石流后从山顶滑落下的大石头将村民房屋砸倒（王贵彬 摄）

　　大村涧部分矿主数年间暴富背后，是滥采煤矿造成的生态灾难；下属3个自然村目前几成空村

　　■核心提示

　　储煤颇丰的史家营乡大村涧村，近年来成为“京郊首富村”，此村因煤而富，也因煤而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几成空村

　　大村涧村只是京西开矿的一个样本。目前房山区正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指令，启动关闭煤矿的相关工作。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近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将退出煤炭产业。

　　种种迹象显示，使北京力推煤矿关停的并不仅仅是频发的矿难，生态也是主因之一———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大村涧村在内的京西广大山区，将是未来北京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一辆黑色的宝马车，辗过满是煤灰的崎岖山路，停在距北京市80余公里的房山区史家营乡大村涧村。车上下来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站在宝马车前放眼望去，小村四周多有山体滑坡和塌陷痕迹。村民介绍，因为20多年的过度采煤，原本青山绿水的村子已成险地。

　　拥有这辆价值百万的宝马车的，是一名有千万以上身家的矿主。时光倒退20年，他尚是大村涧村一位普通的村民。正是村中丰富的煤炭资源，使他迅速发家。

　　近1个月以来，他在本村开的煤矿矿井处在关闭整顿期，能否继续开下去，有待煤矿安全部门的验收。

　　而进入2005年下半年，村里有10多个矿井相继因北京关矿政策停止生产。

　　史家营乡所在的房山区，正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指令，启动关闭煤矿的相关工作。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近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将退出煤炭产业。

　　种种迹象显示，使北京力推煤矿关停的并不仅仅是频发的矿难，生态也是主因之一—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大村涧村在内的京西广大山区，将是未来北京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走向毁灭的京郊首富村

　　一块长宽高均有1米以上的巨石，威风八面地立在村民张进才的房子中央。

　　2003年夏天的一次雨后，它从旁边近百米高的山坡顶快速滚下，砸毁了这处房子。而另一块更大的巨石，滚下后止步于距房子几步远的地方。

　　“那时连下了10多天小雨。我回村里取东西，突然发现张进才的房子被石头砸坏了。”一位村民回忆。

　　幸运的是，张进才全家当时已搬至城里，房子是空的。

　　时隔两年有余，巨石光临张家的路线依然清晰可见：山坡上有一道宽10多米、长近百米的山体滑坡痕迹。许多大小石头停在倾斜度足有45度的痕迹线上，看起来随时有滚下来的可能。

　　这个自然村名叫灰青涧，隶属行政村大村涧村。

　　站在山顶俯瞰，由几十座小四合院组成的村落三面环山，位于低地。“如果再发生滑坡，这个村子所有房屋都难幸免。”那位村民说。

　　对村子构成威胁的，不止这道滑坡痕迹线。走上环村的山坡，随处可见宽达五六厘米的山体裂缝。而不少地方，则有着数百或数十平米大的山体塌陷坑。

　　“要是夏天，这山是没人敢上来的，因为随时有可能塌陷、裂缝或者滑坡。”这位村民说话时望着山下的自己的房子。

　　大村涧村，各取所属灰青涧、大村和小村三个自然村村名中的一字而得名。这里明末清初既已成村，相传由从山西洪桐县迁来的张姓村民建立。大村涧又称三道沟，原因是每个自然村都是三面环山，民宅各沿一条小溪流而建。

　　调查发现，近十几年里，以上地质灾害频频光顾大村涧。

　　500多人口的村子，目前留下来的只有100多人。其中，灰青涧只剩两户人家。

　　史家营乡党政办主任董永利透露，按目前的地质条件，3个自然村民宅所在地面，也随时有可能塌陷。

　　所以，该村已不具备人居住的条件，未来几年中，余下100多村民也必须搬走。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大村涧即将走向死亡。

　　就在最近几年，这个村子刚刚因富成名。在与村子相距数公里的史家营乡政府附近，一块宣传牌记录了这段辉煌———长宽各有数米，上书“京郊首富大村涧”。

　　多位村民说，该村曾在2000年，被北京市评为京郊农民人均劳动所得超万元专业村，“京郊首富村”由此而来。而且时至今日，“村民”们的收入在京郊仍属靠前。

　　“富村子的是它们，毁村子的也是它们。”

　　站在自己的旧居门前，村民将目光投向四周的山坡，那里布满着已停工的煤矿矿井。

　　矿井周围胡乱堆放的大量煤矸石(煤矿副产品，俗称煤渣)把山坡染成黑色，在村子周边形成合围。

　　煤和煤矸石见风起尘，村里缓步走过的，尽是“黑”猫。

　　小村的关口

　　这个原本平静的山村，在20多年前站到了一个关口上。

　　京西自古产煤，其中房山和门头沟储量最大，而大村涧就是一个储煤颇丰的村落。“山体里，村子下，到处是煤。”一位开过煤矿的村民说。

　　1984年以前，国家政策只允许集体开矿。该村的煤矿格局是，史家营乡集体煤矿村内，有3个井口，村集体煤矿也有3个井口。另外，还有三四个“扶贫矿”(为扶贫项目，其他乡镇或村集体开矿)井口。

　　当时，该村村民的主业是“走窑”挣工分，即当挖煤的矿工。虽无人因此成为巨富，但村民生活多至小康。

　　村民任成才认为，那是一个人与矿和谐的时期。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大村涧村的“三道沟”还是名副其实。

　　“那时从山上石头缝里涌出来的泉水，四季常流，冬天都是暖的，捧起来就能喝。”

　　记忆是如此美好：每道溪水均有数米宽，而河床足有十多米宽。村民四季饮水都取自溪水，每道溪水还浇灌着数十亩小麦地。村子因水而有灵动之气。

　　山村地处京郊名胜百花山，风景尤以秋季为妙，丁香花、映山红和野菊花争奇斗艳。村内空气常鲜，尤其在夏日最炎热时，清凉异常，村民家中不需风扇和空调。

　　其时，村中山体虽然陡峭，但由于山石均斜向层层交错排列，并无地质灾害的担忧。因为这里自古就适合人类生活，任成才几次在山上发现古人类用的石器，而此地距北京人遗址只有数十公里。

　　1984年，国家政策允许个人开矿。大村涧村的命运由此改变。

　　此后六七年间，总面积6.4平方公里的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30多个私人小煤窑，绝大多数是村民合股开的。村民们不再自己“走窑”，矿工清一色换成了河北、四川等外地农民工，数量最多时有数千人。

　　这个山村自古有两种特产，一种是地上野生的，如山核桃和花椒。另一种是地下“野生的”，就是煤。

　　年长的村民记得，清朝、民国甚至解放后，村民一直有北京天桥卖核桃、花椒的传统。同样，这个村子在有村以来，冬季烧煤一直是自产，“有苦”的村民还会用担子挑着煤到山外去卖。

　　因利润丰厚，在那个关乎村子命运的当口，众多村民给自己的未来选择了煤。

　　而核桃则成为了冬日闲时的“牙祭”。

　　一些矿主的开矿发家史，也就此开始。

　　煤矿争夺战

　　几乎在政策放开的同时，属于村民个人的第一个煤矿就在大村涧办起。

　　“投资几千元就可以打一个水平井，运气好(指井上下地质条件和打多远才能挖到煤)就赚，运气不好就赔。”上述知情村民介绍，由于当时煤价一吨只有几十元，所以村民赚的钱并不太多，有些村民还赔了钱。

　　但也有人从中赚得较多，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北京最富有的煤老板之一———张氏三兄弟。

　　三兄弟中的老二张文战就是第一个私人煤矿的主人之一。村民对当时二十几岁的张文战的评价是，“眼睛一转就有几个主意”，而在开矿中，他以“胆大，敢往里面扔钱”著称，打井再不见煤也不放弃，继续投资往前打。

　　继此之后，大量的私人煤矿在当地出现，而设在此村的乡矿也开始扩张，矿井数量增至12个，而外地“扶贫矿”也发展至8个井口。

　　“最高潮的时候，6平方公里多的村内有五六十个煤矿井口。”村民说。

　　1990年亚运会前夕，北京叫停了私人小煤窑，该村的30个私人矿井就此关闭。但张文战开设的5号井口例外，该井口变更为村集体性质，得以继续开矿。

　　随后，张氏三兄弟开始逐渐控制了更多的煤矿。

　　房山区的村集体中，除村支部书记、村长之外，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经济组织，即村经济联合社。经联社社长一般由村长或村支书兼任，主管村集体企业，包括村办煤矿。

　　1997年，张文战先是以每年500万元的价位总承包了设在村里的乡矿，接着就成为了村经联社社长。

　　在张2003年被免职之前，为部分想开矿的村民“新办”了20余口矿井。由此，村里的矿井再次超过40口。

　　而作为村经联社社长，张掌控了村中的乡矿、村矿和部分原外地“扶贫矿”的管理权。

　　张氏三兄弟的财富由此迅速积累。此间正是国内煤炭价格疯涨的时候，煤炭迎来了暴利时代。

　　关井压产下的“变通”之术

　　从1990年起，北京市矿业主管部门开始对煤矿实施“紧缩”政策。当年禁止了私人办煤矿，2000年左右开始实施“关井压产”的有序开采方略。然而，村民认为，本村的煤矿过度开采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上所述，禁止私人办矿后，大村涧集体办矿的数量就剧增。而随后的关井压产，大村涧则想出了“一证多井”的变通之术。

　　一位承包村中集体煤矿的煤老板(同为村民)说，2000年以后国家实施关井压产政策时，正值煤炭价格暴涨。“如果不出大事，一座窑一年赚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是没有问题的。谁希望矿井停呢？”

　　顾名思义，“一证多井”即一张矿业开采许可证供多个矿井使用。全国各地的煤矿事故表明，“一证多井”往往是事故根源之一。而北京的相关矿业政策，也并不允许“一证多井”。

　　熟知内情的村民说，2000年后的村里煤矿发展“很有意思”，即开始了所谓矿业资源整合。整合的结果是主井的数量少了，但其他井口却变成了附井，继续存在，而关掉的，多是一些开采价值不大、产煤量不高的井。

　　史家营乡官方网站的乡村介绍中显示，大村涧村现只有3家煤矿企业。

　　而据记者调查，3家煤矿中，大村涧矿主井目前带着4个左右的附井，乡矿大村井口带着6个左右的附井，村4号井口带着6个左右附井。

　　上述煤老板证实，自己的矿井就是一个附井，没有开采许可证。“对上面说，我的矿只是主井的一个风口，但严格说来，风口其实只是主井的安全设施，是不能出煤的，但我们这里所有附井都出煤。”

　　另一种变通是产量的变通。目前，房山对煤矿缴税采用定税制，对于矿老板来说，实际产量高于定税产量，利益显然会最大化。

　　曾参与开矿的一位村民认为，本村所有矿井，最少的年产量在六七万吨，最多的则达30多万吨，而税务部门的定税则是在2万至6万吨之间。而数位煤老板则说：“这在大村涧是公开的秘密。”

　　去年12月初，村民写给本报的有上百人签名的材料称：“大村三间矿每年定产3万吨，实产高达23万吨，五号矿定产4万吨，实产12万吨……”

　　史家营乡官方网站称，该乡煤炭年产量为300万吨左右。大村涧村村民则认为，这只是税务部门定税的数字，事实上，仅大村涧村，一年的实际产煤量就有100多万吨。

　　村民生态外迁

　　据年产煤量计算，20多年间，该村已有数千万吨煤被从山中挖出。而事实上，挖矿还要从山体中同时挖出大量副产品煤矸石。

　　一位村民用树根来形容村中煤矿开矿方式，不同高程(即海拔高度)水平井就像一棵树的树干，而与水平井相连的各个采区则像树根一样，哪里有煤往哪里挖，立体式地通往山体各个有煤的地方。

　　“你问山上为什么会滑坡、塌陷和裂缝？这就是答案，山里都被这种无序开采掏空了，能不出事吗？”

　　在这20多年的“煤路”上，村里的“三道沟”彻底消失了。村民说，大约1989年至1992年间，三道小溪水量逐渐变小，最终没有了。

　　去年12月末，一位村民指着一道村上面一道山谷说：“这就是过去的那条小溪上游。”但记者眼前只是干涸的山谷，数个高程不同的煤矿矿井排列在山谷两侧。

　　村民转身指向村子中央，说那是他儿时戏耍的小溪。但记者能看到的，只是一条满是煤灰的路和几幢房子而已。

　　“这就是过去那‘三道沟’的‘泉水’。”那位开过煤矿的村民带记者来到距村子1公里多的枣园煤矿附近，一个暗涵里正在迅速排出像煤一样黑的水。

　　据这位村民解释，泉水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从煤井里流走了，最后汇到那条暗涵里。

　　1990年后，村民的吃水因溪水消失成为大问题。村里在小村附近建了一个蓄水池和一个水塔，往每户村民家中通了“自来水”。

　　“简直就是‘煤水’。”一户村民回忆，水刚打到缸里是黑绿色的，半个月左右，缸底就能沉淀半寸到1寸厚的煤灰来。“是可以烧的。”有村民打趣说。

　　此外，与国有大型煤矿的有序开采不同的是，该村煤矸石乱堆，由此侵占了大量农田。村民无水少田，而频发的地质灾害更让他们夜不安寝。

　　在这种情况下，靠挖煤先富起来的人，如张文战兄弟等就搬离村子。在当地乡村两级领导动员下，3个自然村多数村民自己集资，于1997年前后搬至60多公里外的良乡或房山镇。

　　数十户村民由此洗脚上田，进入城市。

　　“不走不行啊，这样的村子怎么住？山上随时可能有石头滚下来，村子下面全空了，随时有可能陷下去。”搬到城里的任成才说。

　　目前，3个村落基本成为空村。

　　史家营的煤老板

　　就像在村子走向毁灭的同时成为“京郊首富村”一样，20多年来，大村涧村所在的史家营乡由于产煤，成为房山区内的经济强乡。

　　2004年，全乡财政收入完成3779.5万元。史家营乡党政办主任董永利透露，这些财政收入，接近百分之百来自煤炭，这些收入支撑着乡里的教育和其他多数开销。

　　但真正让史家营在北京成名的，不是能产大量的煤，而是能“出产”大量煤老板。关于史家营煤老板在北京一掷千金的种种传闻，在市井坊间不绝于耳。

　　一个煤老板讲述的亲身经历的事实是，几年前他到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购车，售车小姐见他满嘴黄牙，土里土气，便有些爱理不理。但当他故意说出他是史家营人时，那个售车小姐立即眉开眼笑，热情有加。

　　那位服务员知道，近几年时间里，史家营煤老板已从该市场买走不下百辆丰田越野车。而此种车每辆售价不下百万元。

　　“你可以问问，良乡哪个高档小区没有史家营煤老板？北京哪些高档娱乐场所没有史家营煤老板？”

　　这位煤老板认为，在整个房山区的富人中，史家营煤老板是处于金字塔最顶层的。资产千万乃至数亿元的不在少数。

　　史家营在过去20多年间无疑是辉煌的。这从多数人家都买了运煤车，乡镇小旅馆的房价也升至每晚160元，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解剖大村涧村开矿样本后可发现，这种辉煌史是以严重损害距北京市中心数十公里外的生态为代价的。

　　资料显示，在今日德国，目前仍饱受着100多年前粗放式开采煤矿带来的山体滑坡等生态灾难，而如何消除这些灾难，尚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2005年12月末，房山区关闭和整顿煤矿工作指挥部一位工作人员说，市、区财政将拨出专款来恢复矿区生态，将来要“看上去像没开过矿一样”。（宫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