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性行为遭大多国人排斥
中国真的发生“性革命”了吗？
2005年9月，本刊与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进行了
“中国城市居民多性行为”主题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等7城市2246名14-60岁的受访者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社会目前多性行
为现象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性生活方式是保持传统的单一性伙伴行为。在有效回答性伙伴数量的1842名受访者中，在过去一年中只与惟一性伙伴发生过性关系的比例为92%，只有2.4%的人承认自己过去一年中同时与2个或2个以上的人保持性关系。
调查同样显示，月均收入5000元及以上、拥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已婚男士，更有可能成为多性伙伴行为者。性别差异、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高低、收入差异等与多性伙伴行为之间呈现一定的相关关系。
本次调查之前，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对性行为、性文化的调查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由潘绥铭教授负责、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调查显示，在20-64岁的全体中国人里，到2000年8月为止，在14岁以后的一生(请注意，不是3个月内)中，曾经有过任何一种多伴侣性交的人，只占13.2%-16.2%。
由另一位性学家、我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创办者刘达临1989年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市88.1%的人，农村93.7%的人，只与配偶发生过性关系。
2005年中国人均性伴侣数为3.1人，这个数据与杜蕾斯公司2004年“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发布的耸人听闻的人均19.3人相比，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
本刊调查显示，多性行为现象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排斥。在没有过多性行为的人中，74%的受访者认为多性行为不存在任何借口，绝对不能接受；39.1%的多性行为者执相同态度；认同性和婚姻爱情之间密不可分的比例在受访者中占到了近9成：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在来势汹涌的性革命中正以淡定甚至保守的态度默然抗拒着。
在这抗拒之中，更多的女性(79.2%)认为多性行为无法接受，比男性高出14%左右；更多的男性(7.9%)否定了性与爱情、婚姻之间的联系，认为可以接受没有感情、没有婚姻关系的性，相比之下，女性中只有4.7%认同此观点；地处北方的无多性行为受访者更加排斥多性行为，广州和成都的无多性行为居民对于多性行为更易接受。
与西方的“性革命”是一回事吗？
多性伙伴现象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社会在评价公众的性行为时，经常运用的是4个标准：统计学标准，即某种行为的普遍程度；医学标准，即某种行为是否健康；法律标准，即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道德标准，即这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
多性伙伴行为者可能造成艾滋病等性传染病的肆意传播。调查显示，只有4%有性经历的受访者“每次都使用”安全套，33.6%的人竟然
“从不使用安全套”。这一情况在多性伙伴行为者那里并不乐观，使得对各类疾病的预防变得困难。
道德谴责也许是社会给予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最大压力，道德与快感构成了多性伙伴行为的“义利之辩”。多性伙伴行为者被谴责破坏家庭稳定、挑战现有道德准则、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有人因此提出“自愿、相爱、合法、隐秘、常规、不伤、勿仇”应为“性道德七原则”，表示道德底限不容挑衅。有时，多性伙伴行为者也会受到来自自我的道德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难以克服根深蒂固的道德教育内化而成的自我规训，很有可能在矛盾的内心挣扎中产生人格分裂倾向。
西方的性革命也常被用来比照今天的中国。潘绥铭教授曾经指出，我国当前“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与西方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如出一辙。
然而，也有学者以为并不能仅仅从表象上理解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性改变。不久前去世的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在路上》和《嚎叫》的译者文楚安说：“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性革命为时尚早。中国学到的，是表面的、浅层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代表“垮掉的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堡和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等，用吸食大麻、蓄长发、衣衫褴褛、同性爱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内心的迷茫，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终极价值。他们反越战、反帝国主义、反言论压制、反后工业社会，崇尚精神生活、蔑视物质主义。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女权主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性革命是在社会大背景下的自然延伸；而中国的多性伙伴现象似乎走到了一个极端，性多于爱，较少考虑到精神生活。
这也许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性变化与西方性革命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们需要清醒面对之处。
(数据来自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城市居民多性行为调查报告》)
-在过去一年中，与唯一性伙伴发生过性关系的占92%，同时与2个或2个以上的人保持性关系的占2.4%。
-在未发生过多性行为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无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发生多性行为的对象”的占5%。
-在未发生过多性行为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无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发生多性行为的对象”的占5%。
-在未发生过多性行为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无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发生多性行为的对象”的占5%。
-有性经历的调查对象中，有过多性行为的男性占5.7%，于女性占0.7%。
-从学历角度来讲，承认自己有过多性行为的调查者中，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占3.6%，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1.2%
袁岳：性安全应该是个公共化问题
一直到现在，那篇文章还在袁岳抽屉里放着。题目叫：《好男人应该用安全套》。
有报告显示：中国人感染艾滋病的途径，由早期的吸毒和卖血，转换为性渠道，而且性传染是增长最快的因素。而另一个调查则显示：将近90%的人都认为，安全套是避孕用的，跟性安全没有关系。
“一方面，性成为传染艾滋病的重要渠道，而另一方面，人们性活跃度很大，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性。我觉得关注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这便是袁岳写文章的初衷。
“让人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性行为有多不安全。”
人物周刊：感觉上，性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在调查中会有困难吗？
袁岳：有的，因为性话题毕竟有一定的敏感性。调查之前，都会有沟通，我们会告诉他：这是一项公共研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来理解自己行为的危险性。但是就这样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敏感性，调查过程中，有人就很生气：你问我这个干吗？
其实“性”这个话题现在已经谈得很多的了，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但是大部分人感兴趣的是性的乐趣，性的浪漫，安全是热闹背后的东西，一般不容易被谈到。
人物周刊：您认为目前中国性安全是什么样的状况？
袁岳：应该说安全系数非常低。过去，因为性活跃度比较低，安全问题不是特别的突出，就像路上如果车很少的话，安全问题不很紧迫，但是现在人们的性活跃度提高，问题就很迫切了。我手头的资料显示：有20%的男人报告自己有过多性经历，在这20%中间，只有16%的人承认在每一次性生活时都使用安全套，大部分至少是有若干次是不用的。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不是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袁岳：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不应是政府来做，性安全应该是一个公共化问题，应该动用公共资源来做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公司今天做这个指数，我并没有把它看作一个内部信息，而是无偿地公布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动用了某种公共资源。用大家的力量做大家的事情，它是一个公共产品。
人物周刊：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呢？
袁岳：我一个美国朋友有个女儿，18岁，上了高中，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了。那个美国妈妈首先想到的是告诉女儿：要用安全套；假设一对中国夫妇也有同样一个女儿，中国妈妈可能就是这样的态度：什么安全套，我告诉你，不要和人家乱搞！(笑)
在一些发达国家，性开放度是很高，但是对性安全的重视也很高；中国人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安全选择。这种非公共化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标准来决定自己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