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是一座外来工高度集中的城市，据保守估计，至少有800万以上民工分散在1万多家外资企业和数十万民营企业中。然而，因为绝大部分企业安排的都是集体宿舍，从而影响着“外来工”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性健康。但在虎门镇，记者惊讶地发现，一家服装厂在拥有几千名员工的情况下，投入数百万元 设立了860多间“夫妻房”，从而为东莞解决外来工的性健康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现实模本（2005年10月22日《新京报》）。

    一家服装厂，舍得投入数百万元设立860多间“夫妻房”，这是何等的气魄！民工性健康问题是目前许多用工企业的突出问题，也是所在城市无法回避的突出矛盾。同样是在东莞市，今年4月《南方都市报》曾有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四成民工基本无性生活。几乎在同一时间，《大河报》和《重庆晨报》也分别做了相关调查，结果郑州市的外来已婚务工人员半数以上半年无性生活；重庆市沙坝区已婚夫妻务工人员，因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其中20％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用“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同时，因为性不正常希望或已经走上斜路者的比例令人瞠目结舌：《东方周刊》的调查显示，男性有21％的选择“找小姐”，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的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而据有关部门对南京市部分务工人员的一项调查，11％的民工承认“找过小姐”，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惹上了性病。另外，在当前性侵害犯罪居高不下的形势下，民工强奸案件正呈高发势头，其连锁反应出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当前社会各界应从农民工性生活压抑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农民工有着素质偏低等先天不足，但我们不妨从他们正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表，以及他们所给予社会的贡献份额中，赋予他们应有的关注。

    作为用工企业，理当为民工性健康负重责。从东莞这家企业的做法可以看出安排好民工的夫妻生活，就是安定了整个企业的人心，民工因此而产生的“和睦感情”可以化作对企业的巨大回报。同时，还可以作为吸引其他民工入伙的先天条件。在许多企业招不到工的尴尬过程中，不知道精明的业主有否想到这一高招？

    尽管这是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但一时还不会成为大多企业实现的目标，鉴于各企业的效益及业主的认识等问题，民工性健康依赖于他们还有相当的进程。这就提醒我们的政府应该尽快着手扭转这一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出台实施《民工权益保护法》，来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首先把解决民工性健康问题作为突破口，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实抓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把主要精力从企业身上及时转移到民工身上，根据其为地方经济所作的贡献，合理有序地制定实施反哺政策，解决好民工夫妻团聚的问题。要吸取一些地方大建民工公寓而少有民工居住的教训，开展切合实际、靠船下篙的措施，真正从农民工能接受、政府易实施的方面着力，从而带动民工其他权益及其子女就读等诸多问题的破解。突出公益性措施的推进，是我们对外来务工人员应有尊重和政府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

    民工“性福”还需突破精神歧视，这就希望政府有所作为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更应当给予他们应有的关爱，从我们自身生活、工作安定和谐的角度，认识加强民工性健康赋予社会生活的积极意义，并将此作为建立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周稀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