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为，出现王建民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85．5％
医改中，政府逃避了必要的责任 78．1％
医院、医生缺乏职业道德 48．4％
以下说法，您同意哪些？
在这件事中，政府有关部门不主动承担责任是不负责的 82．6％
医院不应成为经营主体 69．
3％
医院经费应来自政府，而非患者 56．5％
公民个人应该加强社会保险意识 49．6％
现有体制下，医院拒绝收治交不起钱的患者情有可原 27．7％
2005年12月13日，齐齐哈尔农民工王建民的死，把2005年公众对医保问题的强烈关注最后“定格”了。当无钱就医、病死异乡不再是小说情节，而是眼下的新闻报道事实，人们会怎么想？12月27日～29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ePanel会员系统实施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23％的人对此事感到“震惊”，77％的人反馈“习以为常”，因为“现在这种事情太多了”。
距离王建民的死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医患双方还在争执不休，有关部门尚未表态。公众不能肯定王建民是不是像有人形容的那样“口吐鲜血、大喊着‘救命’死在同仁医院走廊”，毕竟院方提供了34个人证明情况并非如此。这34人包括大夫、护士、总值班员和保洁员。
公众也无法肯定王建民是否因为没钱才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院方说，医院设有危重病人绿色通道，只要需要都会被接诊，不管有没有钱。院方举出事实：这两年北京同仁医院已经为没能力治病的患者垫付7万多元医药费，“没有额度限制”，“只要有医疗需要，我们就会掏”。可惜的是，王建民没能进入“绿色通道”，为他诊治的医生当时认为他“并无生命危险”。
公众更不清楚对王建民之死同仁医院到底有无责任。院方已经明确表态，此事他们没有任何责任。北京市有关部门也认为“当下还不到纠责那一步”。
公众清楚的只是：王建民没有钱，他死在医院的走廊里，之前医院给他打了止痛针（价值1．8元）。
在本报调查中，有近1／4的人认为，当前的体制应该为此事负些责任，医院在自负盈亏之下没理由为病人支付费用；更多的人（59．8％）认为医院有救死扶伤的天职，在疾患面前，生命是第一位的。这或许就是那么多的道德口水会喷向同仁医院的原因，即便他们感到冤枉。
有评论指出，这起事件比哈尔滨的“天价医疗案”更令人不忍卒闻，“毕竟，‘天价医疗案’基本上还只是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在此次事件中，患者付出的是37岁的年轻生命。”也有分析认为，“要根治医院见死不救现象，除了职业道德的教育之外，还有赖于法律规章的约束。”某省晨报甚至发表《七问》，试图匡正医风、医德以及医院的社会责任。
据《黑龙江晨报》报道，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已经有一位常委出来批评“北京同仁医院的行为违背了职业道德，也触犯了法律”。
本报调查中，78．1％的人认为，医疗界出现种种怪现象，首先是政府逃避了应负之责。无论是哈尔滨的“天价医疗案”，还是当下的王建民之死，每件事情看似都是医患双方在“打架”，但是探究根源都在医疗体制上。有研究指出，“以药养医”，把医院完全推向市场的改革固然卸去了财政的包袱，也逼得白衣天使不得不硬起心肠。
有位老医生告诉记者，在刚实行医改那会儿，医院特别害怕进来没钱治病的人。“那时商品经济还没在人心中扎根，医生收入也不像现在这样和经营情况直接挂钩，当时救治像王建民这样的病人肯定毫无疑问，只是医院往往背下许多应收而收不上来的欠账。”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也想知道“制度层面上谁该为此负责”。在他看来，王建民事件引出了贫困危重病人的救治责任问题。据他说，目前医疗保险问题由社保部门负责，而贫困人口的医疗救济由民政部门负责，卫生部门承担的则是医疗救治。“贫困危重患者的救治责任，应该由医院还是由政府承担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由政府承担，具体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负责也是个问题。”
一般老百姓分不清这些，不管社保部门、民政部门还是公共卫生系统，在老百姓看来都是政府。公民依法纳税，政府就该给个解决办法。根据本报的调查，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在类似事件中，公共财政有必要为医院提供费用补偿，要保证医院“救死扶伤”，靠道德训令肯定是不够的；69．3％的人感到，医院成为经营主体不妥，“医院不能完全企业化，医疗也不能完全商品化”；另有82．6％的人认为，在王建民事件中，政府有关部门没有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是不负责任的。
不管具体意见如何，社会共识正在形成：贫困人群看病有困难，政府应该搭把手了。
背景：王建民之死
2005年12月13日9时30分许，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来京找工作的37岁齐齐哈尔人王建民无钱治病，在呼救中死去。
王建民是在北京火车站腹痛呕血的，120救护车曾两次把他从火车站送到该院。第一次入院时他的朋友替他垫钱打了一针止痛针，花了一元八角。这是他受到的惟一治疗。
同仁医院急诊主任称，之前为王检查“没有生命危险”，因此“医院不便给患者垫钱”。
（新闻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