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着10多个博士生的大学教授，又是一个年销售收入6000万元的软件企业董事长，还身兼若干社会职务。一人身跨产学研三界，他怎 么平衡这些角色？当董事长的收入还不如做教授多，他在追求什么？　　

　　王海洋，1965年2月出生于山东文登，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97年被评为教授，并担任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博导。1992年创办山东地纬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先后任总经理、董事长。2000年他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2003年、2005年两次当选“山东省软件企业十大领军人物”。

　　不愿谈钱的企业家

　　记者：祝贺你今年再次当选“山东软件企业十大领军人物”，但听说你没去领奖，是不看重这个荣誉吗？

　　王海洋：圈子里朋友很多，又对我挺好，抬举我，才把我弄成山东软件企业十大领军人物。

　　记者：1992年你才27岁就被评上副教授，作为学者前途光明,却中途去办企业，为什么？

　　王海洋：1992年正是办公司热，光山东大学就有几十个、上百个公司，别人都说我凑热闹。说是办企业，其实就是注册一个公司，带着我们教研室10几个人做软件项目开发。结果企业越干越大，我越干越下不来台了。

　　记者：背后有山大计算机学院做科研和人才支撑，这是地纬公司相比别的软件公司的优势吧？

　　王海洋：要说我们的优势就是比较团结，就像一个家族式企业。一般这种体制很难活下去，像清华同方、北大青鸟最后和学校的关系就只剩下产权了，现在这种体制全国都少见了。

　　记者：既做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又当校办企业的董事长，公司员工又是你的同事，你怎么平衡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王海洋：其实每一摊我都辞过职，辞职信交上后，校长大发雷霆。

　　我现在非常矛盾，昨天还冲员工发脾气。我本身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不愿意计较利益。但做企业不计较又不行，现在光济南公司一个月运行成本就170多万，所以我很痛苦。

　　我之所以选择做董事长，不做总经理，就是只想从战略上去把握，不想和别人谈利益，谈钱。我也谈买卖，但从来不谈数字。这可能还是当老师的清高吧。在企业里我给自己的薪水很少，并不比当教授挣的多，因为觉得自己在公司的时间很少。

　　只想老老实实带学生

　　记者：我还以为你喜欢管理，才下海办企业呢？

　　王海洋：我对公司的管理和运作一直缺乏一个完整的概念，我们公司一直是校办企业，有点研究所的性质。我非常清楚，企业要做大，就必须改制。但是，改制就要抛开人情，重新建立一种适应竞争的企业文化。可一边是最初跟着我干的这十几个人，就跟我的亲人一样，一边是后来社会招聘的200多个人，都不能伤害，都要照顾好，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记者：那你觉得目前自己做教授和做董事长，哪个更称职？

　　王海洋：做教授也很难，要有很厚实的基础，特别是做信息技术，学术上的掌控难。我在我们院里带博士很多，现在我还带着10多个博士生、20多个硕士生呢。自认为对博士生很尽心，每个博士生的选题和研究过程，都是我亲自指导，每周要与博士生见一次面，给硕士生上课，还给学生做讲座。

　　本来我就对管理企业没兴趣，就想老老实实带学生。当一个老师，做一个专家。所以平时公司去的很少，一周去不了半天、一天。

　　记者：那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将一个注册资金不到100万元、10几个人的小公司，发展到如今净资产5000余万元、200多个员工的大企业，最近还被评为“山东省十大优秀软件企业”？

　　王海洋：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为人原则，我觉得自己已经很不专心了，一直想辞掉这个董事长，但现在这个状况很难离开。这些年完全凭着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在做企业，就像一个做了父亲和母亲的人。我现在每天都在转换不同的角色，让自己知道该干什么。

　　记者：你最崇拜的人一定是学者式的人物？

　　王海洋：你可能想不到，我最崇拜像张瑞敏那样的大企业家。因为我做企业，知道做企业的难处，所以就更加理解他，尊重他。像他这样的大企业家，其实就是给社会作贡献，为社会提供产品，自己非常不容易。他必须同时是一个心理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管理学家和行业专家。

　　父母为之骄傲的儿子

　　记者：您选择留校，做大学教授是您儿时的梦想吧？

　　王海洋：我的父亲是县里的一个普通干部，那时候我还是农村户口，家里人觉得能转成城市户口，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不在农村呆着就行了。

　　大学毕业最大的理想就是回家找个单位，侍候爹妈。结果系里推荐我读研究生，就读了；研究生毕业后，老师让我留校，就留了；老系主任又让我读博士，就读了。

　　记者：走到今天，觉得谁对你影响最大？

　　王海洋：应该是我父亲，他教给了我宽容与理解。小时候，家里很穷，吃不上饭。父亲的舅舅家有点粮食，奶奶就让父亲去借点回来。但他们没给奶奶这个面子。后来，我父亲当上县城的一个小官，他舅舅家的表弟来找我父亲帮忙安排工作。母亲说不用管他，你看那时候那样对奶奶。但父亲说了句“那时候，那种环境——”，还是帮了他们。

　　记者：记忆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王海洋：我有两件事瞒了父亲一辈子，直到他去世我都没告诉他。

　　上高中后，我家搬到县城，我一个人留在家乡上学。父亲为了感谢我的老师，给我老师送了鱼。那时候，数学老师对我特别器重，整天给我吃小灶。但父亲恰巧没把鱼给他。于是数学老师就刻意刁难我、折腾我，故意不给我改作业。但我一直把它压在心里，坚持考上大学，直到父亲去世都没告诉他。后来我也宽容了这个老师，使我以后做事更加注意把方方面面照顾好。

　　还有一件事，来上大学时兜里只揣着60块钱，每个月就靠17块钱的助学金。但我父母整天骄傲地对别人夸“我这个孩子上大学没花我们的钱。”其实，私下自己经常饿肚子。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做软件项目挣钱，一个项目能挣一两千块钱，相当于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并给家里寄钱，所以父亲一直以为我在大学生活得很好，并以此为骄傲。

　　记者：这些事对你做人做事产生什么影响？

　　王海洋：我觉得我从小就比较委屈自己。这使得后来做企业有很多想法因此实施不了。有时一些想法本来很好，但只要伤害到别人我就不做了。所以企业永远都做不大，自己也成不了企业家。

　　我朋友很多，大家都知道我对朋友很义气，只要朋友需要的事情，即使委屈自己，也在所不辞。

　　在学院里，大家对我挺好，虽然我想法挺多，也不好伤了大家感情，也要把院里的事情做好。

　　记者：那你不觉得自己妥协太多吗？

　　王海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简单的人。我常对员工说，做企业，完全讲利就是一个畜牲；完全讲义，就是一个傻瓜。不是妥协就能做好所有事情的，具备不同的实力，妥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每一个人都应感恩

　　记者：听说前不久你在山东经济学院设了一个“地纬杯奖学金”，并给学生做了一个讲座，很受欢迎。

　　王海洋：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优秀贫困生和优秀学生，这些孩子上学不容易，很少的钱可能对他们影响很大。将来成为社会的栋梁，如果那时候他们认为这些钱曾经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对我和我的同事来讲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

　　给学生做讲座时，我说“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钱，足够的实力，天天帮助人，那多快乐。”而做公司却整天就想着怎么挣别人的钱，那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感觉。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能天天帮助别人，那就达到我的人生目标了。

　　记者：取得现在的成功，最想感谢谁？

　　王海洋：我不觉得自己成功，但我认为要对每一个人都充满感恩，才能活得舒服。不是感谢某一个人，而要感谢所有的人，我觉得人生目标就是快乐地生活在一种文化里、一个环境里。

　　□本报记者　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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