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12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中国2004年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16.8%，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501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加21297亿元，占GDP的比重由31.9%上升 到40.7%(鉴于服务业与消费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消费之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被低估了)。很显然，这一数据变化所透露出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迹象，比之单论经济规模的“超英赶美”，自然更有意义得多。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持续存在大起大落的阴影，对于“过热”以及“硬着陆”的担心在此20多年中交替出现，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不断显化的投资、出口与消费间的结构性失衡。

　　有关数据显示，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对GDP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发生逆转。即使按照修正后的数据核算，2004年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仍然达到48.1%，而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则为37.8%(在美国，后一数字往往达到80%左右)；此外，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至20%之间。而中国的这一指标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一路蹿升，目前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尽管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也同意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观点，即一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消费理解为决定GDP增长的因素，而应该理解为GDP增长的结果。

　　但问题则在于，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增长与结构优化之同步趋向，恰恰相反，至少在可观测的时段内，投资、出口、消费不断沿着既定轨迹强化其失衡，这究竟属于发展阶段的“阵痛”，还是确实存在某种难以打破的制度框架？

　　譬如说，是否因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中国居民金融抑制型的强制储蓄率居高不下，而较低的利率水平，以及行政主导下强烈的投资冲动，致使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出现，由此，一方面不断推动原材料价格上涨，但另一方面，由于闲置生产力的普遍存在，则使企业被迫自我消化成本上涨，而利润率的恶化，更不利于职工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支出的增长？

　　但是一些良性的转变也在出现。文首提到的统计数据的修缮还只是纸面上的表征，更令人欣慰的可能更在于这样一些积极的动因。归根结底，中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主导的经济繁荣局面有了明显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市场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主导地位；其次，私有产权概念逐步为经济体系所引入；第三，加入世贸组织“逼迫”市场运行更为透明与稳固；第四，市场化的融资体系正在建设中，劳动力市场亦已取得长足进步。

　　所有的一切正如里昂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尔所言，“未来18个月里，中国的GDP增幅会令许多人感到失望。但促成眼下繁荣局面的结构性变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美好的长期增长前景。”而这一“跨越式”结论的得出，显然暗含着曼库尔·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所持的乐观———具有自由的市场和不受政府与卡特尔干预的经济，正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样，纵使他会犯许多错误，然而他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努力和鼓励，就能自己迅速长大成人。（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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