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温州报道
温州家具“百亿公司”流产调查
业主委员会对账发现，家具园区收支相抵还剩下2000多万元，与叶瑞忠自报超支564万元严重不符
无论事实最终证明孰是孰非，但“死亡协议”和百亿公司流产的事实，以及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本身，都无
不折射出中国民企的微妙政经生态。
对账会议的由来，要从平阳家具园区兴建之前说起。
“能人”叶瑞忠
2003年5月，平阳家具园区创立，自诞生起，该园区就打下了叶瑞忠的烙印。
叶瑞忠早年曾是温州某街道的机关干部，管过20多年街道工业企业，“下海”后，又开始做家具原材料生意，获益颇丰。和许多温州企业家一样，除主业外，叶瑞忠投资范围颇广，酒店、地产、外贸都有涉及。20世纪90年代，叶瑞忠曾任过几届温州家具商会会长，并以温州家具界代表人物自居。
2002年底、2003年初的温州，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家具产业基地，但是，按照叶瑞忠的说法是，“没有形成规模企业，甚至连企业产值都无法统计，纳税额也十分有限。”
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温州家具行业，早在2002年就遭遇了用地荒，当时尽管宏观调控政策还没出台，但建设用地十分紧张的温州市区，占地面积较大、单位产值不高、纳税额又不高的家具行业无疑不是重点扶持对象。
“当时温州市国土局长跟我说，别说我现在没土地，哪怕有土地，也不给家具企业。这话很有道理，给别的行业十几亩土地，产值就几千万、上亿，给你家具企业哪有这么多？”叶瑞忠认为，当时家具企业，要在温州市区拿到土地，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当时的温州家具商会，开始在郊县找土地，首先找到苍南，正缺项目的苍南答应给3000亩。但由于土地分配等问题，入园家具企业内部发生争议，闹得不可开交，有些企业打算退出苍南。
“后来这批企业找到我，我担任过会长，在行业里说公道话，没利益关系，当时我又在市区搞房地产开发，与温州城建系统，都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这些，都希望我能说句公道话，或找条新出路。”叶瑞忠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时，温州国土局的一位处长说，平阳有个国有农场要改制，可能有大块土地，要我马上和平阳土地局联系。接触之后，平阳土地局非常重视，立即要求我下去洽谈。我把这个信息反馈到苍南这边的企业，大家认为离市区近点好，平阳到温州，只有温州到苍南一半路程。平阳县也十分重视，四套班子领导出面和我谈，很快谈成了初步框架。”叶瑞忠这样介绍。
2003年5月7日，《关于合作建设家具园区一期工程协议书》的合同中，确定了园区用地规模约为2200亩。出让的综合地价为五万元每亩。
这之前，平阳县政府办公室发布2003年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平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我县家具工业园区建设有关问题的函》中，建议由温州家具集团公司为主，牵头成立园区建设公司，负责招商和园区建设工作。地价款11万元每亩不变，其中征地综合价五万元每亩交县政府，区内基础设施建设费六万元每亩，由园区建设公司承建。
百亿公司梦想
表面看，叶瑞忠只是为60多家企业拿地，没得到好处，但在协议中，叶瑞忠的潜在利益十分惊人：在一期工程中，叶瑞忠将以五万元每亩的价格获得100亩左右配套用地（商业用地）。另外，平阳县政府还将周边的4000亩土地，以同样价格，作为园区二期用地。
“两期工程要是能做下来，几乎是挖座金山。”温州一位知情人士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分析道：“温州土地很贵，如果一期顺利完工，该园区聚集数万工人，几十家企业，无论是做餐饮服务，还是做家具原材料、成品交易，叶瑞忠的配套商业用地价格抬到100万一亩，都有希望。至于二期工程，五万元每亩抬升到30—40万每亩也有可能，所以，要是叶瑞忠能如愿，拿到几亿乃至十几亿纯利的希望很大。”
事实上，叶瑞忠的目标不止是土地差价。在他的蓝图中，园区应形成产业链，家具集团负责产业链的两头，也就是给园区企业提供原材料、设计方案，还负责终端销售，在国际上广泛宣传、推广，接单后给园区内的企业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以温州家具集团为主的销售产值超百亿的特大家具公司。
除了预期获益十分丰厚、受60多家家具企业拥戴之外，叶瑞忠还有几位极为得力的大将辅佐，比如后来被砍杀的黄育增和陈智华。
黄育增是一油漆涂料企业老总，他通过入园家具商朱建华和叶瑞忠相识。黄的企业规模不大，但他认识一大批家具企业老总，关系都很好。除此之外，黄育增对建筑材料等都十分内行。黄育增透露，叶瑞忠曾和他商议，为了降低园区建材成本，决定集中采购，专门成立建材机构。黄育增的另一层背景是，朱建华通过黄育增认识了黄的姨父黄金木，而黄金木曾担任过拥有百亿产值的瓯海开发区副主任，拥有丰富的开发经验，后被叶瑞忠聘为工程指挥部总指挥。
而现任温州家具商会会长的陈智华，在加盟法人联合体之前，曾担任温州家具商会秘书长，在温州家具界拥有很好的口碑。在来平阳园区之前，陈负责苍南招商工作。期间，陈跟会长一些具体运作方式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最后辞去了秘书长的职务，被叶瑞忠邀请来到了家具集团法人联合体，被聘为常务副总。陈智华的加盟，对于团结加盟企业、协调联合体内部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接下去极为关键的批地事宜中，也十分顺利。
从平阳发布文件，到2003年6月19日拿到最后一批次土地，叶瑞忠仅花三个月。而到2003年7月18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土地的明传电报，用地审批暂停一年。
之所以能获得这种“超常规”速度，叶瑞忠解释为地方政府部门十分配合，然后就是不按程序批地，自己也盯得比较紧：县市国土局到省厅批地，中瑞忠也会跟着去，做一些服务工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苍南的家具园区，尽管运作比平阳要早大半年，但他们完全按照常规程序走，结果至今都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正因为帮园区企业基本解决了土地合法性问题，叶瑞忠认定“进园企业对他感激不尽”。理由是“工业用地价格早已上涨到几十万每亩”。
账户风波
但是，就在叶瑞忠顺利批地之后的几月里，导致这家百亿公司流产的两大危机迫近。
2003年7月，国家宏观调控土地政策出台。商业用地需挂牌拍卖，叶瑞忠原本与苍南县政府议定的第一期100多亩商业用地和二期工程4000亩土地，都无法获得。10多亿元利润的梦想也随之成为泡影。
面对巨大变故，叶瑞忠自称“还是坦然接受”。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和国家宏观调控有关，属于不可抗力，我非常理解。”
第二个危机则充满了争议，也是事后一系列纠纷的总源头。
根据叶和平阳县政府签订的协议规定，为了保证乙方（温州家具集团）对入园企业收取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工程款（六万每亩）做到专款专用，入园企业交纳该款时，直接汇入平阳县轻工园区建设办公室账户。根据乙方园区工程的实际进度和需要，由平阳县轻工园区建设办公室陆续拨付给乙方。
但是，叶瑞忠并没按照该协议操作，而是将附有银行账户的缴款通知单直接寄给了企业，而这个账户属于叶瑞忠注册的平阳家具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协议明文规定该打入政府账户的钱，打到了叶瑞忠公司的账户。而这笔钱包括配套设施费的前两期（共分四期，每期1.5万元每亩）总共6500多万元。
叶瑞忠并不否认这种做法，但他坚持认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都知道他这么做，当时各方都无疑义，还有人认为“放在我这里还比放在政府那边稳”。
叶瑞忠同时认为，如果把配套费先打到政府账户，再由政府拨给园区，这样做违背了建筑工程招标程序，不符合政策。
但无论是业主委员会还是平阳县万全轻工基地管委会（原平阳县招商局），都否认事先知道叶瑞忠这么做。万全投资公司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政府不知情，政府当时问叶瑞忠，这个配套费怎么还不缴上来，叶瑞忠说，现在还不行，企业说没钱，土地证办下来他们才有钱，然后回过头来，他又跟企业讲，你们的钱必须缴到我这里，不交这土地证就拿不到。他是两头欺骗。”
黄育增对叶瑞忠的说法也不屑一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协议又不是儿戏，既然协议中明文规定应先打到政府账户，叶的理由纯粹是瞎说。”
万全轻工基地管委会一位副主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温州家具集团和平阳县政府签的合同中，应该是专款专用，打入招商局或管委会的账户里面，酌情他用多少就拨给多少，他把这些款项都打到他的账户上去了，当时我们是不知情的，我们知道是在2003年11月份。”
这位副主任还说，当时企业应该也不知情，因为县政府和他签订协议后，当时还没正式进场，所以也就没有催他。到了11月份情况有些好转了，想进场，叶瑞忠那时候说钱还没有到，当时我们私下就听说企业交钱的事，就直接和企业联系了，才发现了这个情况。
万全投资公司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原本应该由政府控制的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收到，而私人公司的账户上有6000多万，工程又没正式开工，你说平阳县政府能不急吗，因此，平阳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把叶瑞忠账户上剩下的2000多万拿了回来。”
停工风波
账户风波之后，园区建设正式开始实施，却屡屡停工。竣工时期也一而再、再而三推迟，不少企业迟迟等不到新厂房落成，而被迫每年付出数百万的厂房租金。
与此同时，叶瑞忠的权力也逐渐被剥夺，最终使他与平阳县政府解除协议，退出园区建设。
除了拆迁、安置等客观因素之外，对于谁该为屡次停工负主要责任，叶瑞忠和业主委员会（包括之后成立的万全投资公司）各执一词。
万全投资公司负责人说，“账户风波之后，政府把叶瑞忠的钱收缴回来，但是，原本应该有6000多万的账户上，只剩下2000多万，除了1000多万的已投入工程款之外，大约3000万被他挪用了。叶瑞忠和园区企业的矛盾激化了，失去了企业的信任，也失去了县政府对他的信任。而叶瑞忠屡屡以配套费不够，威胁停工。”
黄育增和一部分业主看法和万全投资公司负责人相似，管委会一些领导也持这种意见。
但叶瑞忠认为，账户问题并没影响他和业主的关系，哪怕是到现在为止，多数企业“对我是感激不尽的”。
叶瑞忠认为，当时，园区企业不是和他关系不好了，而是工作关系疏远了。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企业入园后，县政府委托招商局提供服务，企业需要直接找到我的机会就少了，需要找招商局关系的机会多了，其实那时候和入园企业的关系很正常，打个比方说，以前打交道的机会多，所以就天天碰在一起，现在在一起机会少了，就疏远了一些，这很正常，并不是说关系恶化了。”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端，叶瑞忠把矛盾归结在招商局（现基地管委会）某领导，认为挑拨他与入园业主的关系。
叶瑞忠甚至向《瞭望东方周刊》爆出“猛料”：“招商局某领导向我索要工程，我已很给面子，在2003年就给了他60％的市政工程，但他并不满足，还想拿下剩下的40％工程，还想获得这些工程的管理权。”
叶瑞忠还把2004年到2005年园区业主的一系列举动，归结为该领导的挑拨与指使，而自己则被一步一步逼走。
2004年11月，入园企业选举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根据章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维护入园企业的合法利益，并且作为监督叶瑞忠账目的主体。另外，受62家企业委托，该委员会还拥有对外办理跟业主有关的相关事宜的权力。也就是说，2003年以来，入园企业一直由叶瑞忠作为全权代表的格局已发生变化，业主委员会自此有架空叶瑞忠的威胁。
叶瑞忠把该委员会的成立，归结为招商局某领导的唆使，“根本目的，是想把我挤出来。”
“招商局某领导还在企业中散布消息，希望我退出来。他对企业说，叶瑞忠为园区做了很多的工作，两年多时间，他一分钱也没得到，做了许多东西，也没得到什么利益，你们一亩地增值了几十万块钱，他叫企业拿出1500万补偿给我，叫我把公司退出来，退出园区建设主体。”
叶瑞忠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叶瑞忠还说，“就在今年1月份，我们几个公司老总商量了一下，想想算了，这么复杂的事情，这个工程做出来，1500万还不一定能拿到。结果就同意退出来。”
叶瑞忠称，对退出来一事“非常的后悔”。
在叶瑞忠看来，招商局某领导策划的“倒叶运动”远不止这些。
2005年6月10日，一份以平阳家具生产基地入园企业名义的《控告状》寄给了平阳县公安局，在该控告状中，入园企业要求叶瑞忠承担刑事责任，并责令返还被骗资金约计3000万元。”平阳县公安局据此立案侦查。叶瑞忠认为这份控告状的幕后指使就是招商局某领导,目的是“弄得我名利两败，把我赶出平阳为止”。
7月，温州家具集团法人联合体的50多家加盟企业，公开登报退出温州家具集团，造成一时轰动。叶瑞忠坦承，“这事对温州家具集团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温州家具集团散了呢。”这个广告也被认为是某领导的策划。
登报不久后的7月28日，温州家具集团及其园区建设公司和县政府都解除了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