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某报的一条新闻引起教育界人士的关注，消息称，“北京大学在中文系等院系试点实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只要在聘期内发表一篇较大影响力的论文，经院系学术委员会认定在相关的学科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对该学者的科研工作就不再进行量化考核。”

　　;经记者向有关人士核实，事实上，上述改革还仅仅是 一个构想，并没有形成具体方案，更谈不上真正落实。该人士说，“现实中操作中需要规范和考虑的细节还很多，不少问题至少目前还是无解的。”

　　然而，这条消息却无疑在高校师生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在北大校园新闻网，该消息当天的点击率名列前茅，很多学术网站也迅速纷纷进行转载，网民跟帖踊跃。对高等院校学术成果量化考核的讨论一时间再起高潮。

　　从清华研究生不满学校教育而退学、上海交大去世讲师晏才宏引发的职称质疑、吉林大学博士生下岗等事件，社会舆论越来越尖锐地将矛头直指当前高校的人才和学术成果评价体系。

　　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说，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在高等教育界，人们已经达成非常清晰的共识：目前的量化考核评价制度，已经严重妨碍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改革。

　　成果“大跃进”与科技实力下降形成巨大反差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在内地高等院校广泛推行。由于改变了此前高校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考核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

　　目前，在全国的众多高等院校，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础。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

　　与之配套的制度是重奖激励。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成为师生重要的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还可获得校方丰厚的物质鼓励。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曾规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５万元奖金，国内核心刊物则为５０００元。而华中地区一所高校则一度规定，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可获得奖金５０万元。

　　这些落到每个教师身上的压力和动力，很快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曾门前冷落的学术刊物，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编辑们从为“稿荒”奔忙，转而为大量送上门来积压发排的论文而苦恼。教师们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的热情空前高涨，一年出个１０本书的“神话”屡屡在校园上演。据报道，到２００３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５位。与此同时，硕士点、博士点在高校遍地开花，各种名目的科研项目纷纷上马，某些“精力充沛”的博士生导师居然能够一个人带数十位学生。

　　然而，与这些令人振奋的科研和教育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１９９８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国内地排名世界第１３位；２００３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５１个国家中排名第３２位，在２０００万人口以上的２７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３位。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已连续多年空缺。

　　更令学界忧心的是功利主义的导向使学风日益浮躁，并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一位教师无奈地说，现在老师们的压力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的了，真是斯文扫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善镇尖锐地说，陈景润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评价标准，陈景润既不可能当上教授，连工作可能都会成问题。

　　著名华人数学大师邱成桐在与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国内当前的学术风气感到忧心忡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洪源说，重大、关键的科研成果可能开启一个时代，一个人一生有一次就很了不得了，在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成果会影响一个学科很长时间。学校必须有能力和组织机制把这些人筛选出来，一个大学如果培养出了几个这样的人就很能站得住。但是，如果大家发表论文就像赶集一样，熙熙攘攘的，随便往筐里装点“萝卜青菜”一类的东西，每年两三篇文章，有的居然一年七八十篇文章，这些文章不用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被扭曲的核心刊物

　　由于很多高校将“在核心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和教师考核的重要指标，核心刊物成为近年来最受学者诟病的靶子；在现实中，围绕核心刊物形成的浮躁和腐败也最为引人注目。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北大的博士研究生自２００４年开始改为要读四年。四年间要在核心刊物发表两篇论文，每篇１５万字，基本上每篇论文是一本专著。这对我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核心刊物的数量有限，而且博士生还处于研究的阶段，要写出在同行中产生一定影响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许多老师都有过找关系、说情发表论文的经历。

　　更令人不安的是，大量排队积压的论文，使发表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具有垄断性的权力，出现了寻租现象，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广西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简圣宇撰文说，“当下的许多刊物无论自己档次如何，总之是正刊漫天要价，增刊泛滥聚财。以一篇４０００字左右的论文为例，普通学报所收的“版面费”一般是３２０――７００元，到了普通中文核心期刊那里则上升至８００――１２００元，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核心期刊更飞升到１２００――５０００元。”

　　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多次对身边发生的一件事耿耿于怀：一位研究生为了完成必须在核心刊物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的任务，外出卖血交纳“版面费”。这令爱惜学生的万锦堃不禁潸然泪下。

　　但是，作为多年从事评价标准问题研究的专家，万锦堃认为，核心刊物本身并没有错误，导致学术评价扭曲的是科研管理部门对其的误用和极端化。

　　据介绍，作为文献计量学的一个概念，“核心期刊”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B.C.Bradford)提出的。他按照臷文密度，将专业期刊划分为对该专业最有贡献的核心区域（nucleus）和论文数量与之相等的几个相继区域，将密度最大的核心区域的期刊称为“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主要功能不是科研论文的评估，而是帮助图书馆在订阅有关杂志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最经济和有效的为读者服务，以取得最佳的价格和性能比。

　　万锦堃说，目前大家公认的“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收录的１５００余种期刊，其中学术期刊１０００余种，其容量可供１年发表论文１５万篇。目前，全国有３０多万名研究生，按照很多学校研究生毕业需发表论文１篇，博士生发表２篇来计算，即便核心学术期刊完全提供给他们都不够用。

　　万锦堃说，对文献计量学工具价值的过度迷信，也同时是出于对该学科的无知。万锦堃主持参与了清华大学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该报告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所收录的６０００余种期刊的基础上，对其中学术性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加工处理，得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帮助学术期刊的编辑了解本刊的发展情况，进行切实有效的改进。”经过研究，他们发现，中国的学术期刊中，仅有１５％的论文是被高频次引用的，而大量的论文引用率为零。这意味着很多论文只是发表了，但对其学科的发展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文献计量学使期刊编辑部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篇优秀论文的价值。万锦堃经过对《中华医学杂志》的统计分析发现，１９８２年，由郭峰、虞紫茜、赵中平撰写的《红细胞免役功能的初步研究》一文，作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使整个杂志在１９８２年的被引文频次陡然升高。时至今日，这篇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仍被频繁引用，引用总次数超过１０００次，成为该领域最有价值的一篇论文。

　　万锦堃说，国内学术刊物要珍惜自己的羽毛，增强学术责任感，管理部门对在国外刊物发表论文也要科学甄别，不应盲目崇拜。他说，由于国内学术刊物竞争激烈，目前很多人转而到国外杂志发表论文。事实上，由于国外的刊物是实行登记制度，其学术探讨氛围宽松，发表文章的门槛并不特别高，关键是英语要好。清华大学生物学研究生张傲也证实，现在选择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较多，因为有的国外出版社为了丰富自己的内容，比较愿意要中国学生的论文。

　　建立学术共同体　改变粗放管理

　　对量化考核的争议，实际上已经从该不该改，上升为该朝哪个方向改的探讨。

　　山东大学陈炎认为，形成学术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学术资源的国家所有和分配这些资源的私人行为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学术资源主要是国家的，专家和评委对其分配的结果不承担责任，加上学术资源的分配是依靠一种相当模糊的评价体系进行的，少数专家、评委的徇私枉法很难查清。

　　许多专家都表示，重要的是要在高校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满足学术研究者的特殊需求，学术资源分配由教授而不是行政领导说了算。要形成良好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氛围，遵循国际通用的同行评议、匿名评审等手段，使判断更加接近客观和真实，更有利于激发学者的研究热情。

　　陆善镇认为，统计考核从国家宏观了解教育发展情况来讲是必要的，但是当一级一级贯彻到学校、专业、个人时，就出现扭曲学术发展规律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简单化地进行定量考核，是当前高校粗放型管理的典型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李文海认为，对于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估体系、评估标准，很多是从工程建设或者工科那里简单搬过来的，没有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客观规律。

　　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说，量化管理曾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管理手段，但对学术、教育领域而言，量化管理并不是科学的。它更看重的是数字而非质量，追求数字更容易造成学术的浮躁。

　　此外，针对目前一些人粗制滥造、抄袭成风的现象，有学者提出，要加强维护知识产权的观念，在学术规范上进行具体规定，对违规者要进行公示和严惩，不能姑息和助长腐败之风在学术界的蔓延。

　　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学校要给学者创造安心做学问的环境。对教师进行分层管理，对一些拥有学术潜力的教师拉长考核年限，或免除考核压力，使他们能更集中精力投入研究。

　　据了解，北京大学在对教师的考核方面一直较为宽松，虽然管理部门规定了一些数字指标，但各个院系对老师并不进行强制性规定规定。一位教师说，“一个学术空气浓厚、人才济济的环境本身就是压力，进入研究领域的人，大多数都不会轻易懈怠自己对学术的追求。”据悉，２００４年，北大发表国际论文和国内论文的引证频次均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名列首位，在过去十年北大发表国际论文的引证频次也在高等院校排列第一。（完）刘江　曹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