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共一千余字，记叙了她两年来被两名同班男生殴打虐待的经历，“痛哭”，“眼泪”等字眼出现了14处，涉及到“挨打”的记叙共有27处
□本报记者 曹筠武
一个暗红的塑料袋，里面是一个报纸包成的小包，揭开层层报纸，再解开红布缠成的结，是一个比成年人手掌大
不了多少的日记本。
这是沿海南部石井镇院前村李小旋的日记本，里面一共有5篇日记。第一篇没有日期，最后一篇写于2005年7月15日，那正是李小旋从村里的院前小学毕业的日子。
在日记中，李小旋记叙了两年来被两名同班男生殴打虐待的经历。日记共一千余字，“痛哭”、“眼泪”等字眼出现了14处，涉及到“挨打”的记叙共有27处。
李平和李莉夫妇相信，女儿的突然死亡和两名男生的长期殴打有关。
蹊跷的死亡
“呕吐，剧烈头疼，颅内大量出血，这是很典型的因外伤导致颅脑受损。”李小旋的医生说。
2005年9月1日是镇里实验中学开学的日子，一个半月前，李小旋以毕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从院前村小学毕业，又以入学考试第二名的成绩被镇上重点中学实验中学录取。
吃好早饭，李平为自己泡了一壶乌龙茶。茶刚泡好，突然看见女儿跌跌撞撞地冲到了屋门外，他追出去，发现女儿扶着门廊半蹲着，把刚刚吃下的早饭吐了一地。
接着，李小旋在沙发上翻滚起来。“我头疼啊爸爸，疼得快死掉了。”她发疯一般的双手抱头哭喊。
8点半左右，李小旋被送到了医院。
8点50分，第一份CT报告送到了脑外科副主任医师叶清安的手里。照片显示，李小旋颅内大量出血，必须马上做引血手术。
“你们今天打过孩子么？”手术室外，叶清安严肃地询问李平夫妇，“是不是打了她的头？”
“她从小就懂事，学习完了，就帮我做家务，我们哪里会打她？”李莉说。
叶清安觉得奇怪，经过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李小旋有任何神经血管方面的隐疾，从身体发育上看，李小旋的体质也非常健康。“呕吐，剧烈头疼，颅内大量出血，这是很典型的因外伤导致颅脑受损。”叶清安说。
医院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没有原因的结论：自发性颅内出血。
中午12点，李小旋停止了自主呼吸。
“胆小如鼠” 的女生
“我很不想让自己的父母担心……而且我胆小如鼠。”李小旋在日记里写。
9月7日，李莉开始整理女儿的遗物。她打开了李小旋的一只黑色皮箱。上面第一层平铺着好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是李小旋几乎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的证明。箱子最底部，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引起了李莉的注意，打开包裹，是一个小小的日记本。
李莉从来都不知道女儿还有记日记的习惯，随着阅读的深入，李莉觉得天旋地转。
“我坐在他前面，是最悲哀的，常常挨打”；
“他出手很重……以前，我坚强不哭，后来总是被打，想到今后的日子也要被打，就哭出来了”；
“他像往常一样，打了我的背……用脚踢了我的腰……上课后我擦干眼泪，没想到，一下课他又来了……那天下午放学，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让父母知道，偏偏那天爸爸在家，被他发现我眼睛红”；
“我担心死了，生怕明天爸爸到学校，又怕我被同学讥笑，一直想一直想，最后睡着了”
“他还警告我，如果老师骂他，他就要打我”；
“我是多么的想读初一，不再受他们的摆布，不受到他们的命令……我是多么希望这漫长的岁月能够赶快过去，使我不再痛苦。”
李平夫妇抱头痛哭。
第二天，李平去了镇上的溪东中学，李小旋的大多数小学同学如今都在这所中学就读。在学校操场上，李平却不知从何说起，他干脆拿出日记本，一字一句念了起来，还没念完，十几个同学哭成了一片。“小旋被欺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全都告诉你。”
说起李荣，李小旋的好朋友张芳始终都显得非常害怕，她总是侧着身子，把头埋到胸前，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李荣谁都欺负，但是打小旋打得最多。”
张芳回忆说，李荣坐在李小旋身后，“打身子不方便，就专门打头，开始用手打，后来喜欢拿着又厚又重的语文书打，有时候还拿凳子打。”他喜欢一边打一边说，“谁叫你成绩那么好，就是要打你的头，把你打成傻子。”
“你从他身边过，他看不顺眼就会打你一顿。”另一名同学王梅说，“我们从来不敢跟大人说，他就是全校最有名的人，谁都怕他。”
李荣打人的资本是他壮实的身体，才小学五年级，他就有将近150斤的体重；彭平则是被李荣“收服”的小喽啰，李荣打谁他就跟着打谁。
张芳还提到了她觉得“很怪”的一点，李荣特别喜欢找李小旋搭讪，李小旋不理他，他就会找茬打人。
李荣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懒人”，村里的男人们大多在石料厂干力气活儿，但李荣的父亲“嫌累”，从来没在哪家工厂长期干过。此外，他还常常借钱不还，追债的人从前门进去，他就从后门溜了。
“李荣会经常吹他爸爸又从哪里搞了一笔钱，要是有人敢揭穿他的话，就会被暴打。”
忙碌的父母
“对小孩来说，班主任就最大了，我想，找了班主任还有处理不好的么？”李小旋的父亲说。
李平在村里的石材厂干力气活儿，平时工作繁重；而妻子除了家务，还要耕种将近两亩的口粮田。女儿一直是李平夫妇在村里骄傲的资本。在李平夫妇的记忆中，李小旋从小就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孩子，长辈们常常夸奖李小旋“懂事”，“不让父母操心”。
站在操场上，听着同学们的叙述，过去的记忆突然在李平的脑海中清晰起来。对于李荣这个名字，李平并不陌生。
李小旋毕业前不久，一天放学回家，李平注意到女儿双眼红肿，明显是刚刚哭过的样子，问她，她却一言不发，问急了，她就冲上楼把自己锁进了卧室。
李平只好找到李小旋的好朋友张芳，追问之下，张芳吞吞吐吐地说，下午在学校，李小旋被班上两个男生李荣和跟班彭平打了。
第二天，李平到学校教师办公室找到了李小旋的班主任李秀铅，听完李平讲述，李秀铅说，“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放心吧，我会教育那两个男生的。”
等到李小旋放学回家，李平告诉女儿，要注意团结同学，不要争强好胜，“英雄要知进退”，他专门向女儿强调了这句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李小旋像往常一样默默听着，等父亲说完，又上楼把自己锁在了卧室里。
在李平看来，这件“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对小孩来说，班主任就最大了，我想，找了班主任还有处理不好的么？”
从此李平再也没有发现女儿哭着从学校回来过。六年级毕业前，李小旋的奶奶来探望，发现李小旋脸色苍白，精神也不好，奶奶把李平夫妇一顿训斥，说孩子“吃得不好”。
李小旋的日记里写着：“我常常窝在被里痛苦大哭，根本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很不想让自己的父母担心，怕他们去学校论理。”
“现在看来，她就是太懂事，也太忍让了，”如今李平无比后悔，“被欺负的时候，忍让也是有限度的，我为什么没有教给她？”
逃走的同伴
“我们跟他打的话，他岂不是更凶，随便就能把我们手脚打断啊！”李小旋的好朋友说。
李月枝还记得第一天认识李小旋的情景。三年级的时候，李月枝插班到院前小学，和李月枝最先主动说话的就是李小旋。“她特别关心同学，我新来班上，她就很照顾我”，从那以后，李月枝就成了李小旋最好的朋友之一。
对于李小旋与李月枝的亲近，李荣表现得很愤怒，他总是找理由禁止李小旋接触李月枝，也开始了对李月枝的“特殊照顾”。他给李月枝起了个外号叫“扫把星”，“她是来祸害我们班的，”李荣向全班同学宣布，“我要除害。”
“不懂行情”的李月枝曾把自己被欺负的事告诉了班主任李秀铅，没起到什么效果，倒是放学后在校门口被李荣堵住暴打了一顿。李荣还禁止班上的同学和李月枝接触，“慢慢的好多同学真的嫌弃我了。”
五年级的一天早晨，李月枝上学走进教室，发现同学对她的嫌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她从前门进来，走向教室后面自己的座位，一路上所有同学都夸张地把桌椅板凳搬离她，脸上还显出恶心的表情。在教室后面，李荣和彭平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指挥着前面的学生“撤离”。
“好多同学开始是怕李荣才跟着他做，后来就习惯了，觉得欺负人好玩。”张芳回忆当时的情景。
李月枝被激怒了，她故意把桌上的文具拿起来抱在怀里，伸出手去触碰那些逃离她的同学，在自己造成的一片更大的混乱中，她走到座位上坐下。“那是我唯一一次跟李荣他们对着干。”
几分钟后，班主任李秀铅来到了教室，李月枝站起来大声告状，一群同学七嘴八舌地反驳。李秀铅显得很不耐烦，“行了行了，你们不要闹了，”她呵斥大家安静下来，随后又把头转向李月枝，“你也不要去乱碰人家的东西嘛。”整个班级哄堂大笑，李荣趁乱把一团垃圾扔到了李月枝身上。
“我快崩溃了，”李月枝说，“放学后我找到李小旋痛哭了一场。”
李小旋的愤怒只能在日记中表达，她写道，“我们几个女人合起来打会输给他吗？打得他鼻青脸肿……才能把我们女生的怨恨消除。”
近两年的煎熬后，李月枝死活不去上学了。她休学了一个学期，然后跟着做生意的母亲去了杭州。
不管闲事的老师
“每个学校都会发生学生欺负学生的事情，不能因为这个说学校的管理不到位。”李小旋的校长说。
9月8日，在南安市海都医院，脑外科的一位医生看了李小旋的日记后告诉李平，他无法证明殴打就是李小旋的死因。因为殴打造成颅内出血死亡一般只见于头颅受伤当时，现在无从得知李小旋突发颅内出血当天或前几天是否被殴打过，因此无法将死亡原因和李荣彭平的长期殴打直接联系起来。
李平只有小学文化，他不大听得懂医生拗口的解释，于是他找到了学校，在校长李金玺的办公室，他拿着女儿的日记问，“我女儿在学校天天被打，你们难道都不知道么？”
李金玺没有回答。有村民透露，李金玺在镇上一家石料厂兼职做会计，“厂里的事情忙，他就很少去学校。”
后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李金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小旋已经毕业上中学了，病发时也不在学校，如果和被打有关系，就不会拖到这么久才发生事情了。”李金玺认为学校的管理没有问题，“每个学校都会发生学生欺负学生的事情，不能因为这个说学校的管理不到位。”
李小旋的班主任李秀铅则表示，李小旋从来没有向她反映过被殴打的事情，“如果她告诉我了，我肯定会教育打人的学生。”
但在李小旋的日记中却有这样的记述，“李荣连考试也要传纸让我写答案，不写也要挨打，可语文老师李秀铅和数学老师李金权却都没发现。”她还写数学老师李金权，“他从不管闲事，不管谁哭，都不要紧。”
“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常常会说，我们班的男生(李荣，彭平)变好了，不欺负同学了，可根本不是这回事……李荣一点也没有变。”
说起班主任李秀铅，李小旋的同学王梅很慎重地用了“和气”这个词，又补充了一句，“不太管班上的事情。”
李秀铅是从三年级开始担任李小旋的班主任的，在此之前，班主任是一位名叫李美如的老师。和李秀铅的“和气”相反，王梅用“很凶”来形容李美如，虽然用了“很凶”这个词，但她回忆时语调明显轻快得多。
“班里什么事她都要管的，她不让人欺负同学，李荣有一回打了人，她就罚李荣一直打墙壁，她当班主任的时候，班上很太平。”
在日记中，李小旋没有讲到李美如老师，却对同年级的另一个班表达过向往，“我是多么想读他们一班，男女同学关系好，互相帮助，互相关心，要是我们二班能有他们一班一半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李小旋的日记传开后，李荣的父亲曾经托人给李平带过话，主动要求赔偿2000元钱，希望李平“不要再拿日记追究责任”。李平断然拒绝，并且干脆找到了村里的老人会，要求给一个解决意见。此后李荣一家就消失了，有村民说，他们是举家去了广东。
“你有没有考虑过报警？”记者问。“我们一般村里的事情就是找老人会。”李平说。
李小旋下葬后两天，李月枝从杭州回到了院前村，她是带着和李小旋一起上初中的愿望回来的。在杭州的一年，李月枝对学校的恐惧渐渐消退，她又开始想念院前村，她的想法是，和李小旋一起考一所李荣考不上的中学，“这样我就又可以和李小旋一起上学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小旋及其父母、同学为化名)
-编者按
校园暴力似乎与学校的历史一样久远。将校园暴力彻底消灭在萌芽之前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期望。正如那位校长所言：”每个学校都会发生学生欺负学生的事情。”
如果欺负不可避免，那么，欺负到死亡，是否可以避免？
对于校园暴力，国内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案例收集与研究，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施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思想教育方面，意图防患于未然。
但是总有暴力会萌芽，这是世所注定的事情。一旦暴力出现，如何阻止其发展？学生、家长、学校以及社会公众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内生型的校园保护机制？这方面的讨论，目前并不多见。
针对目前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态势，校园保护机制的探索，显得现实且紧迫。
不要让沉默继续
□袁岳／社会学博士 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曹筠武
受害者为什么沉默？在她们面前，有相关的知识么？有相关的寻求机制么？有主动的关怀者么？有可以一起分享以寻求解决方案者么？有足以与施害者形成抗衡的支持者么？
为什么沉默到死？
和国内绝大多数校园暴力案例一样，在院前小学，施暴者李荣并不想让自己的暴行被所有人知道；而受害者李小旋们也没有把受虐情况说出来。在这个事件中，李荣是一个沉默的施暴者，而李小旋们则是沉默的受害者。沉默施害——受害的模式，对于施暴者来说是有利的模式，而对于受害者来说则是恐怖的模式。施害者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哪怕进行表面的解释，或者有更多的顾忌。那么，受害者为何沉默呢？沉默是一种息事宁人式的委曲求全，因为张扬不仅没有明显的解决的可能，而且可能加强施害者的反应烈度。在没有起码的援助机制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表现得更为突出和稳固。
在校园暴力发生的过程中，虽然按照职责，学校和老师往往应该担负大部分职责，家长也有某种直接的报告和沟通责任。但由于各种原因，学校、老师和家长很可能了解不到或了解不够，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进行足够的了解和干预，于是所有人的责任成了放任的职责。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大家都意识到这多少是自己的职责，而且也多少知道问题真实地存在，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落实到人头的报告、干预和排解机制，人们对于这样的职责被疏忽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责任摊薄”心理，没有人觉得自己要真正为这件事情负责，而没有人觉得自己应该去反思如何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机制，有人甚至希望建立起来的应该是一种不要把责任算到自己头上的机制。
应该提升到公共管理高度
一般来说，出现沉默的施暴者与受害者，通常反应出校园安全治理机制的缺失或者失效。具体到院前小学，制止暴力保护学生的机制几乎不存在。按照惯例，一旦某一环境中存在沉默的施暴者与受害者，就说明肯定存在比这一个事例更多和更严重的情况。就像海上的冰山，被发现的暴力情况就只是露出海面的而已。举例说，这就好比一个煤矿塌了压死一个人，这就不仅仅是死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煤矿安全隐患，事关所有矿工生命的问题。当校园中沉默的施暴者与受害者出现，就说明情况已经发展到不是一个学校或者某些家长的责任问题了，因此必须将事情的解决提高到公共管理的高度。
院前小学事件的令人担忧之处，还表现在人都死了，还没有出头的可能，甚至没有办法确定到底谁为李小旋的死负责。李小旋死了，医疗解剖能证明她不是自然死亡，显然也不是自杀。一个为他人致死的受害者，现在警察有责任出来破这个案子；如果施害被证实，那么检察院就可以进行公诉；在诉讼的过程中，李小旋的父母还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人们看到正义被张扬，也知道施害的后果终究要施害者自己来承担。仅仅是这种效应，就对施害现象有抑制作用，对受害者有安慰作用，对可能的潜在的沉默受害者是一个很有力的启示。如果最终的司法救济也表现疲软，沉默施害——受害的模式将在暗中存在甚至扩张。
建立学生互助组织
再具体到院前小学，在众多学生受虐的情况中，包括学生自己，学校和老师，家长以及当地政府，在对抗暴力施虐方面，都是缺乏经验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此我个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扶持学生互助组织，建立有效的校园安全保护机制。
在院前小学，每一个单独的受害者实际都很孤立无援。而如果在学校有意识地把相对弱小的学生们联合起来，在组织化的情况下，施暴者施暴的难度就会有很大增加。
李小旋曾经想过，要把女生们联合起来打李荣，这就是一个互助组织的设想，虽然女生们怕联合起来也打不过，但我们试想，在学校和老师的导引下，互助组织由多个男生女生联合而成，李荣也就不敢随便打人了。
相对各种硬性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学生互助组织带有社会动员特点和社会自我保护特点，类似学生中的非政府组织，是比较柔性的。如果互助组织良性运转，不需要老师家长出面干预，更不需要警察，学生内部自身就能制止暴力的泛滥。
这就是社会自我的约制作用，有这种模式，施暴者和受害者都不会发展到厉害的程度。这就像邻里之间吵架，总会有人出来拉架；只要有人拉架，那么吵也吵了气也撒了，也不会打起来，这就是介于硬性法律与不管不问之间的中间模式，就不用打死一个进去一个了。
各方应承担报告责任
相对于美国校园暴力典型案例的突发性和公开性，我国的校园暴力总是处于相对的静默状态。美国社会本身就很少有沉默者，这和中国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在美国，知情者往往就自动承担报告的责任，而在沉默的中国，报告责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学校，尤其是家长和具体的老师，就应当肩负报告责任。针对我国社会的特点，可以把报告责任用法律形式规定出来，落实到非常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简单的谁都有责任。有了具体特定的责任者，就有人必须出头，受害者才有打破沉默的可能。当然靠法律本身，保护机制还不能被简单激活因为法律也是死的相反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的支持。
举英国的Save Children
Foundation(SCF)为例。近年来SCF在英国做了大量关于家庭性暴力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很多家庭中，青少年遭遇家庭性暴力是缺乏保护的。因此SCF通过研究成果，呼吁国家在立法上特别加以关注，支持相应的社会关怀组织并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关注问题，把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因后果梳理出来，通过公共游说的方法，使政府在体制上加以重视，甚至设定一些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社会公益组织在“放任的职责”情况下能够起到的良好作用。尤其在那些偏远的学校和地方，类似的问题与有没有足够的老师上课、老师能不能有足够的工资发等等问题比较，甚至不是老师和校长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青少年法学研究会，一些对这方面有热心的志愿者或者志愿组织，应该以这些事件为契机，来探索建立一些具体可行的工作与服务机制。
社会大众也不能仅仅充当看客的作用。可以投入社会力量，在一些学校中对例如学生互助组织之类的设想进行实验，以探索出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出来。我们现在有支教的，但没有支持校园社会工作的，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专业志愿者就完全可以去尝试帮助探索如何建立类似的保护机制，重要的是探索出一些可行的管理机制。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里面来。除此之外再利用公共游说等方式，进行政策沟通，投入公共资源进行改善；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有热情的、有专业能力的社会公益工作人员必须起到重要的作用。
暴力已经发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接下来就应该总结对策机制，而不是继续不明不白地沉默。
责任编辑：林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