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两位年轻的留学生魂断异国他乡一事,《新京报》日前发表一篇题为《是什么让“留学生”的声誉蒙羞》的评论,文章提出,贪官子女涌向国外,影响了留学生的“品牌”形象。
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是,仔细分析“留学生”声誉蒙羞的原因,除了“权力腐
败”和“留学”被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的美誉度过高,社会对“海归”们期望值也太高。近现代以来,中国从清末选拔第一代幼童留美开始,留学生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分析这并不短的留学历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政权刚刚打开国门时,留学生的质量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公派,肩负着学成本领报效故国的神圣使命,这些留学生大多刻苦上进,学有所成。因此这些人中间,出了很多见识、才学超一流的大家,从清末的严复、詹天佑到民国初年用庚款送出去的那些留学生,都是如此。改革开放前期派遣的那些公派留学生也是这样。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对留学生认可度较高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寄托着诸如理想主义、创新等美好价值,也可以理解。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留学潮之初,年轻人出洋归来一下身价百倍也是常见的事情。可是一旦国门大开,由于留学生归来的竞争优势,许多人必然会挤这种“新科举之路”,自费留学越来越多了,留学生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这样,留学生的美誉自然会受到稀释,方鸿渐那样混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回国给父母交差的“游学生”也不在少数。
胡适曾经称赞鲁迅和周作人,他认为周氏兄弟留学日本数年,回国后能熟练地使用日语,并对日本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清朝民国交替时期,留日已经成为风气,那时候出国没有现在这样麻烦,在日本生活的费用也不很高,许多人买张船票就去了。因此许多留日生,包括一些同盟会员,留日数年整天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面,连日本话都不会说。那种不把学业当回事、一心只想游玩的留学生,在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有过精彩的描述。
留学生的“光环”消失,从云端跌落到尘土中,未必不是件好事。出国接受教育和在国内接受教育本来就不应有本质的区别,哪个地方都会培养精英,也会培养平庸,没什么奇怪的。对于留学生,不应当另眼相看,国人应当抱以平常心态对待,在一种公平的制度下,“海归”也罢,“土产”也罢,平等竞争就可以了。 □十年砍柴(北京记者)
责任编辑:屠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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