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亓行长说话的音调有些僵硬，就知道他给冻得不善。不过，我在感动之余又很有些诧异。独身一人在寒冷的黑暗中挨冻只为等候迎接我们，似乎没有这个必要；而这个人却是行长本人，这似乎又与 他的身份不大符合。那会儿手机还很罕见，而且一路上没见谁有电话联系，亓行长无法提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达，由此能判断出他在路口已经等候了相当长时间，而这只能解释为他极为重视我们的到来。

    宾馆的情形更充分地体现了这种重视的程度。我们每人住一个大套间，会客厅里一圈真皮沙发，茶几上堆满各色水果、饮料、小吃等。坐了一屋的人，大家简单地寒暄着。

    亓行长不无歉意地说：“这是市里最高级的宾馆，不知你们会不会满意。”我只能说住得太好了，表示感谢。这次接待的规格和我以前到这一带出差的反差太大。亓行长再次表示，这次破案，他的任务就是当好后勤部长，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一定会让我们满意的。这时，我比较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行长：约50岁左右的样子，个子不高，略微

    谢顶，胡茬浓密，不胖不瘦，外貌稳重老成，又透着精明，说话爽快，无论坐着还是站着身板挺得笔直。后来知道，亓行长是从部队转业的营职干部，年龄还不到45岁。

    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城关支行的开票柜台、提款的储蓄所等，然后回来研究案情。亓行长等几个银行的人都来了，他们也是查账工作组成员。我们开始问到开票的工作环节都有哪些，章会计的表现，他为什么不承认，以前有无此类情况，等等。这时，亓行长不断地提出一些有关测试的问题，似乎是对测试的科学性不大相信，进而又认为不测试也能破案。我这会儿明显感到了由单位出钱办案所受到的那种微妙影响，但我没和亓行长纠缠，提出不能只测章会计一人，应和公安局协调，也要测那两个提款人。同时提出要找一间暖和些的屋子，接受测试的人都要吃饱、休息好了。

    这时，亓行长出了屋，走廊里隐约传来压低嗓音的说话声，似乎在打电话。但我没有在意，以为人家是有自己的事。

    接着开始研究出题。那时，我们已彻底突破了美国准绳方法的15道题编题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编制测试题。这种综合编题法是我们经过许多次的实测摸索出来的，它需要测试人员具备较高的心理学、侦查学等方面的专业素质，但效果极佳。根据不同案情的需要，测试题的数量一般在四五十道。

    18世纪时的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人的注意力、记忆、认知等活动能保持30分钟以上才会逐渐疲劳，儿童要短些，成人则长些。所以，一般上课都是45分钟或50分钟一堂，然后休息10分钟，这样制定上课的时间长度是有心理学实验依据的，在疲劳时休息放松一下，有利于继续学习。我们测试提问，每道题约25秒钟，即使五十多道题，测试一次也不超过30分钟，因而是符合心理科学的，受测人完全能够承受。

    考虑到案子发生在内部，有必要把所有的可能性扫描一下，于是拟了一道这样的题：从银行里拿钱的事，行里有人指使吗？／是一般工作人员吗？／是副所长吗？／是所长吗？／是副行长吗？／是行长吗？／是书记吗？

    此言一出，不知什么时候回到屋里来的亓行长坚决表示反对，他手里握着个大哥大手机，一本正经，表情严肃，甚至有些恼怒：“这样的题不能用！这不是把所有人都怀疑进去了！怎么能搞怀疑一切呢？”

    我跟他解释说不是这么回事，这是针对提款人的提问，本身没有任何倾向性。但亓行长仍是一脸的愤懑，很用劲地吸着烟卷。任我怎么解释他根本不理会，就是不同意，还以工作组成员身份郑重要求考虑他的意见，认为那样“会直接影响领导的名誉”。那会儿人们还不大懂得在“名誉”后边加上一个“权”字。

    亓行长这么一阻拦，我就有所警觉了，案子没破之前任何可能性都不好轻易排除，我提出要大家先把出题停下来，有些事还得再商量商量。亓行长便又出了房间去压低声音打电话。

    我对新华、祖丰说：“咱们得躲个地方出题了。”女副检察长说：“不用，这儿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我也不好再坚持，就继续编题，然后就议论先测谁后测谁。这期间，亓行长仍是不断地进出房间，在走廊里用手机通电话。（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