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区域合作部主任河合正弘对外界宣布：亚洲开发银行将在2006年6月推出“亚洲货币单位(Asia Currency Unit)”。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欧元的前身，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显著标志“欧洲货币单位”。一个在欧洲，已经修成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正果；一个在东亚，前途还算广阔，但路上不免荆棘 密布。

　　东亚货币合作的初衷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东亚区域内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如果当时危机国家货币能够保持相对区域内其他货币更稳定的汇率水平，如果发生危机初期可以凭借区域内合作的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及时自救，或许那场危机就不会发生，至少后果不会那么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多年，但是东亚在货币领域一盘散沙的后果只能是过分依赖美元，而这又为东亚增添了新烦恼：全球国际收支因为美国的逆差和东亚的顺差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东亚不断牺牲国内储蓄为美国赤字融资，同时还要忍受美国喋喋不休的货币升值和贸易制裁压力，当前这种格局对于太平洋两岸都意味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和效率损失。

　　如果在东亚区域展开更加紧密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尤其是汇率方面的合作，东亚的金融与宏观经济是否更加稳定呢？当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格局是否能有所改善呢？至少，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信合作存在上述积极作用。而且，好处还不止这些。恰当的货币合作不仅仅有助于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每个经济体对于美元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将大大下降，进而为东亚保留宝贵的国内储蓄资源。另外，借助区域内货币合作机制，区域对外部经济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不仅有利于在整体上维护东亚的利益和推动全球国际收支平衡，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区域内经济体之间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再有，从长期来看，初期的货币合作将为今后亚元(或者是其他非常紧密的汇率合作形式)奠定基础，这将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削弱美元霸权、重建全球金融秩序迈出的重要一步。

　　正是在这些美好前景的激励下，过去几年里东亚学者献计献策，提出了众多的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方案。区域内政府自然更不愿落下，尤其是在东盟10+3框架下，包括《清迈协议》在内的各种层次的区域合作方案层出不穷。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区域货币合作当中非常关键的汇率合作至今不见起色。

　　巧妙的构思

　　亚洲货币单位的推出，表面上看是仿照欧洲货币单位，以区域货币单位为纽带进行区域汇率合作，似乎没有新意可言。但如果梳理一下推出亚洲货币单位之前的历史，这个构思不能不说非常巧妙。汇率合作意味着现行区域内经济体汇率制度的调整，紧密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因此区域内经济体对此都慎之又慎。亚洲开发银行宣布推出亚洲货币单位之前，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一系列的区域汇率合作的提案，诸如共同盯住一篮子货币、亚洲货币机制、美元区、日元区等。其中，东亚共同盯住美元、日元、欧元组成一篮子货币方案得到了最多的关注。遗憾的是，上述众多方案中，没有一个合作方案得到区域内大国的一致支持，因为无论是哪个大国都不愿在合作利益并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使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稳定遭遇风险。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日方学者(核心成员包括前日本财政部国际事务副主管，现日本产经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龙敏；现亚洲开发银行特别顾问兼区域合作部主任河合正弘；日本产经所研究员，一桥大学教授小川英治等)提出了亚洲货币单位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必然地涉及到区域内的汇率合作。但是，编制亚洲货币单位将直接有助于帮助区域内各个经济体明确区域内货币相对价值的变化和亚洲货币整体价值的变化，另外还将为区域内汇率合作的政策对话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正如亚洲开发银行河合正弘所说的那样，“如果东亚经济体以亚洲货币单位作为经济政策合作的参考依据，东亚货币之间的波动终会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对于区域内外的各方，亚洲货币单位可谓一种非常讨好的提案。一方面，亚洲货币单位向美国和欧洲展示了强化东亚区域经济自主性的意图，而且通过明确的指标体系，有助于推进区域内政策对话的效率。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美国、欧洲，还是对于区域内的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区域内经济体，亚洲货币单位编制本身不意味着明确的区域汇率合作方式，更不会对区域内各国现有的汇率制度构成挑战。对于急于扭转经常项目赤字的美国，亚洲货币单位不失为东亚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承担更多责任的一种努力；对于正处于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亚洲货币单位包含非常灵活的汇率合作可能性。

　　大国主导

　　正式的亚洲货币单位将于2006年6月正式对外发布。但目在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网站上已经能够看到由小川英治等完成的，与亚洲开发银行河合正弘介绍非常类似的亚洲货币单位的编制方法和结果。亚洲货币单位的计算参照了欧洲货币单位，通过区域内各个国家汇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亚洲货币单位对内包括了东盟10+3(中日韩)的13种货币，根据各个经济体贸易额和购买力平价下的GDP的相对份额确定其货币的份额；对外则表示为这13合1货币对美元和欧元2合1货币的相对价值，其中美元和欧元根据东亚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比重分别确定为65%和35%。

　　具体地看，小川英治版本下的亚洲货币单位中，人民币、日元、韩元、新加坡元等货币在亚洲货币单位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分别是34.79%、27.8%、9.76%、6.36%。每种货币被赋予的权重越大，对于亚洲货币单位价值变化影响越大。在目前编制方法下，考虑到中国相对其它经济体非常快速的外贸和GDP增长速度，人民币在亚洲货币单位中的比重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亚洲货币单位虽然具有非常丰富的现实和潜在功能，但是，它在未来的区域货币合作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还取决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它的态度。作为区域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中国对亚洲货币单位的态度至关重要。以下，我们从中国视角分析亚洲货币单位推出的利与弊。

　　人民币汇改的机遇

　　以亚洲货币单位为纽带的区域汇率政策合作，意味着对现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变。评价这种改变的利弊，关键在于认识它是否符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所确立的改革方向。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公告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目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意味着政府逐渐将汇率定价权让位于市场；参考一篮子货币意味着货币当局希望保持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但是，上述目标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于国内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严峻挑战。

　　首先，政府逐渐将汇率定价权让位于市场，前提是市场效率相对较高。但是在目前的国内金融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不够成熟，监管者缺乏经验，市场建设和金融产品也很不完善，另外还有诸多难以短期内克服的体制因素制约市场发展。如果货币当局完全让市场供求力量来发挥作用，很难确保不太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能够找到短期内的正确汇率水平。正如很多国家所经历的那样，贸然引入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短期内的汇率水平变化往往充斥大量的泡沫因素，而不是经济基本面变化的需要。其次，货币当局希望保持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前提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风险能够有效规避。但是，受市场建设、产品种类等各个方面的制约，现实中的国内金融市场在规避汇率风险方面所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短期内很难保持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稳定。

　　借助保持与亚洲货币单位的稳定，中国可以借助国际金融市场，间接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的上述两项目标。

　　首先，由于人民币在亚洲货币单位当中占据较大比重，而且在目前亚洲货币单位编制方法下人民币亚洲货币单位占据的比重还会进一步扩大，亚洲货币单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反映中国经济基本面对汇率调整的要求。如果亚洲货币单位计价债券发行，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定价问题可以由全球国际金融市场决定。考虑到人民币在亚洲货币单位当中占据较大的比重，这意味着可以借助全球国际金融市场为人民币合理定价。

　　其次，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帮助之下，亚洲货币单位对世界各主要货币以及东盟10+3货币的汇率风险也能够相对低成本地规避。考虑到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货币在亚洲货币单位中也占据了较多比重，而其基本面对于汇率调整的要求并不一定与中国对汇率调整的要求一致，不排除亚洲货币单位变化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变化对汇率调整要求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通过调整区域内货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双边平价，这个问题可以协商解决。

　　另外，作者通过模拟人民币钉住美元与钉住亚洲货币单位的比较，发现人民币钉住亚洲货币单位大大提高了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钉住亚洲货币单位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加权汇率的稳定，较之单一钉住美元更有利于维护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稳定；其次，如果东盟10+3区域的其他经济体共同钉住亚洲货币单位，人民币借助钉住亚洲货币单位与这些经济体货币保持稳定，进一步加强了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稳定。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亚洲货币单位推出给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随着亚洲货币单位在区域内货币合作所发挥作用的增强，弊端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限制性较强的区域汇率政策合作机制中，势必要牺牲一定的国内经济政策换取合作机制的维持。从欧洲货币政策合作的经验来看，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区域合作中的大国具有优势，但也要对整体区域经济承担更多的责任。　张 斌 何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