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医患双方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互相信任：有的患者担心自己看病被宰，有的患者担心医生不给用药；而医生也是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一旦出现医患纠纷，最担心这只幕后“黑手”，采取“下三滥”的手段，打着“维权行为”的幌子，动辄花圈、横幅堵门，甚至打砸恐吓，一步步地逼迫医院无奈就范。

　　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将屠刀看向医院，目的只是为了向医院诈取钱财--恶意向医院讨要说法，已经成为一个怪胎，侵蚀着医院、广大患者的共同利益。2个月来，本报记者通过深入细致的暗访调查，揭开了潜伏在医疗纠纷背后的“黑手”，真相让人震惊，愤怒。

　　记者追踪暗访俩月——揭开医疗纠纷幕后黑手

　　医疗纠纷幕后黑手大调查之一

　　院长下跪：请高抬贵手，我们真的没钱了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花圈、白色的标语横幅，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群情激奋，有人哭泣，有人吵闹，也有人在说笑，不时还有人游走在人群中不时传达着什么，从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这是一群农民。

　　这是记者2005年春末夏初，在淄博市淄川区的一个乡镇医院见到的一幕。

　　“你们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记者向一名略胖的中年妇女小声询问。

　　“死人了，好端端的一个人被医院给治死了，你说说，现在的医院还能看病吗？太黑了。”中年妇女显得很愤慨。

　　“来了那么多人啊？你们都是死者家属？”记者又问。

　　“今天来的人比昨天还少呢，昨天人最多，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他们家属。”中年妇女看上去很淳朴。

　　记者的出现并没有引起现场人群的关注，但在这名中年妇女身边的几个人纷纷聚拢过来。

　　“死者是男是女？”记者突然问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可笑的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却让记者摸不着头脑，中年妇女说：“可能是个女的。”而一名60多岁的男子却说死者是个男的。在死者是男是女这个问题上说法不一，几个人争论了起来，最后还是那名60多岁男子的话占了上风：“我在这里都3天了，我天天准时来，最后走，我能不清楚？你才来第一天啊。”中年妇女没再争辩，只是嘟囔着：“是男是女和咱也没关系，这都快中午了，怎么还没发东西吃啊。”

　　“你们是被人雇来的？”记者惊讶地问。

　　“你不也是（是被）雇来的吗？”60多岁的男子也很惊讶，“听你这话，好像咱们不是一伙的？”

　　“我是临时帮忙，刚来，还没弄明白是什么事情呢？”记者无奈地说。

　　“我第一天来也是这样，什么都不懂，其实在这里什么事都不要干，别人喊就跟着喊，别人走就跟着走，只要和人群在一起就没有事。对了，你来一天给你多少钱？你是哪个村的？”一名黑脸的矮个男子问。

　　记者一愣，随即很“生气”地说：“光让来，没说给多少钱，别提哪个村了，提了丢人，又挣不着钱。唉！”记者立即抽身而退。

　　在现场的进一步采访中，记者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基本情况。这家乡镇医院前几天接治了一名病人，医生在没有做过敏测试的情况下，给病人注射了一种针剂，结果引起了过敏反应，病人死亡。死者家属悲痛之余向医院要说法，医院答应给几万元的赔偿金解决此事，在死者家属基本同意的情况下，有人主动找到他们，愿意帮助他们向医院多要钱，并保证至少可以要到10万元以上。于是，医院门口立即涌来几十甚至上百名死者“亲属”。而这些死者“亲属”，都是附近农村的农民，每名“亲属”无论男女老少每天的报酬是10元钱外加一顿午饭，他们用花圈和白色的横幅堵住了医院大门，人可以进出，但任何车辆均不可通行。

　　“都快中午了，怎么还没发东西吃啊？”昨天镇政府出面给这些人买来方便面、矿泉水、火腿肠和榨菜，劝说他们回家。“可惜昨天没来，没赶上。”嘈杂的人群中，有人发着牢骚。

　　“快看，都出来了，出来了，看来他们都谈妥了。”记者顺着人群望去，几名30多岁的男子从医院的办公处向外走，记者赶紧随人流向他们身边挤。“大家都回去吧，钱都给送到家里去。”一男子小声向身边的几个人说，“把花圈和横幅都收走。”

　　“这么快就投降了？”他们身边的人问。

　　“院长都下跪了（后经记者证实，院长真的下跪了），让我们高抬贵手，他们真的没钱了，一个小乡镇医院能撑多长时间，3天就不短了。”领头的中年男子说。

　　“给了多少钱？”有人还是不放心似的问。中年男子白了他一眼：“问那么多干什么，就你能。”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事件，医院一共付出14万元的代价。“这家乡镇医院2年内是翻不了身了，唉，遇到这样的事，遇到了这帮人，能有什么办法呢？”记者在采访中，很多了解内情的医务人员感叹最多的一句话。

　　医院保卫战：多名工作人员被打伤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战争。

　　2005年6月的一天，家住淄博市张店区城乡接合部某村的李花（化名），因琐事喝了农药。村里人就近把她送到了淄博市一家大医院，不幸的是，经过医院的抢救，李花仍然离开了人世。

　　李花的丈夫马新博（化名）誓向医院讨说法。

　　一开始，马新博只身去了医院两次，“效果非常不好”——医院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过错。此时有人给马新博出主意，让他找人来“帮忙”。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家大医院的门口立即被很多横幅和花圈挡住，一切车辆禁止通行，附近农村的群众每天近百人在医院大门口“换防”。

　　马新博和他的“亲戚”随后进入医院和医务科等部门开始“谈判”，医院明确表示愿意走“医疗事故鉴定”之路，然后按照法律程序走，而马新博的“亲戚”却要求必须先拿到钱再走鉴定程序，不然决不离开医院半步，双方不欢而散，医院被继续“围困”。

　　医院的出行都受到严重影响，已经达到了无法正常工作的地步，每天人群大喊着“某某某（这家医院院长），你出来！”

　　一天，两天，三天……

　　医院终于妥协了，毕竟，这样下去造成的损失绝非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所能换来的。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们不但打着横幅、抬着花圈静坐，他们还大喊“千万不要来这样的医院看病啊，这里经常治死人”等等。医院愿意拿出几万元钱来息事宁人，但是却得到对方的拒绝：拿这点钱打发要饭的吗？

　　医院无奈报警，派出所民警来了，面对上百名群情激奋的农民，不打人不骂人就是这么坐着，能有什么办法呢？最后还是得协商解决。

　　那么马新博“亲戚”开口要多少钱呢？30万元！少了这个数目免谈，后降为25万元可以协商。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堵门已经进行了5天，医院并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这次沉不住气的是马新博“亲戚”——5天都没能拿下来，显然在他们的意料之外，闹剧就此升级上演。马新博“亲戚”带领众“亲戚”围攻医院办公室，以找院长讨说法为名，砸了好几间办公室，殴打医院工作人员，并把一名医院领导“堵”在一办公室内。几名保安和几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为保护院领导，都站成一排用身体掩护领导“撤退”，面对有备而来且人数众多的人群，医院临时组建的“护卫队”被冲击得七零八散，院方多名人员被打伤，当天就住院观察治疗，并在病床上治疗多日，方才出院。

　　战斗的结果以医院全面“失败”而告终，但是医院却并没有“屈服”——拒绝向这帮马新博“亲戚”支付任何“赔偿金”。“医院遇上他们，能有什么办法，毕竟我们还得正常工作吧，硬碰硬，谁有时间和精力跟这样的人耗啊，其实，无论错误在不在我们身上，他们一闹，我们就发慌，你想想，那么多人抬着花圈拉着横幅，别人会怎么想怎么看，很多医院都会选择息事宁人，宁可多花点钱也要先把他们稳住，唉。”医院一名部门负责人无奈地叹口气。

　　医疗纠纷幕后黑手大调查之二

　　“人死了吗？我帮你向医院要钱！”

　　记者奇遇——突如其来的“爱心”

　　一张神秘的小卡片

　　一张小卡片，有两张名片大小，上写：“医院太黑，医疗事故频出。出了事故，一个普通患者家属怎么能和医院抗衡？我们愿意帮您向医院找回公道，有事请打右下角电话，请保持此卡，以备后用。电话：×××××××”

　　这张卡片是2004年5月份，淄博市一家大医院的一名副院长向一名律师展示的。这张小卡片，是副院长在查房时，不经意间得到的。律师的回答非常坚决：立即报警。但是，这名副院长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沉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整个医院也不止这一张卡片，就是报警也很难找到背后的黑手。

　　“在医疗纠纷中，那只看不见的‘黑手’到底操纵了多少黑幕，没有人知道；到底又有多少人保留了类似的卡片以备后用呢？也没有人知道。”采访中，很多家医院在谈到“卡片事件”后都忧心忡忡。

　　记者奇遇　突如其来的“爱心”

　　2005年9月20日10：00许，淄博市博山某医院。

　　与记者约好的采访对象，因其他一些事情要晚到1个小时。于是，记者从医院病房楼走出来，这一个小时去哪儿呢？正犹豫间，一名穿着稍显邋遢约40岁左右的较胖男子向记者走来，“看你脸色不大好，刚哭过？”

　　记者很惊讶地看着他，没有立即回答。“是不是有亲戚在这里住院？是不是治疗的效果不好？出事了吗？”胖男子关心地用博山话问。

　　“唉，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记者立即明白了胖男子话里的意思，于是长叹一声，操着外地口音说。

　　“你是外地的？在这里打工？是工伤住这里吗？”胖男子急切地问。

　　“是啊，才在这里干了两个月，人生地不熟的，几个人承包了个小工程，混口饭吃，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记者配合着。

　　“受伤严重吗？人死了吗？我早就看见你来来回回地走，不敢进病房，我就知道有事，哈哈，真让我猜准了，你们这样的外地民工，我老远就能看出来。”胖男子为自己的“正确判断”很得意。

　　短暂沉默后，记者小声说：“现在怎么办啊？”

　　“怎么办？关键现在死人了吗？是不是死在医院里？至于是什么事故，我不问，不过，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向医院要钱。”胖男子边回头向四周看，边声音低沉地说。

　　“向医院要钱？医院不欠我们钱，我们昨天的账还没结呢！”记者不解地说。

　　胖男子非常不耐烦：“你傻啊，你们这些民工懂个屁，光知道出苦力，医院救不活人是不是医院的错？有错就得改啊？人都死了怎么改？那只有给赔偿金啊。”记者赶紧诚惶诚恐地称是。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去要钱，医院就给吗？”记者小声地请教，生怕惹恼了眼前这名男子。他看了记者一眼，突然带着微笑说，“走，你到前边的小商店给我买盒烟，我好好教教你，我不抽孬烟啊，至少是2块5一盒的哈德门。”

　　点上一根烟后，胖男子告诉记者，他们可以负责找人冒充死者家属，“全权代理”向医院讨说法要钱。“我们又不违法，相反，那是法律允许的，家里死人了，我们再怎么闹医院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一旦把花圈和条幅都弄了来，医院马上就‘晕’了，无论谁对谁错，保证是先给一部分钱让大家把门让开再说。”

　　“那要来的钱怎么分？”记者迅速“入道”。

　　“至少拿出20%给我们。但是你得先出钱，我们找人来。”

　　“我现在没有钱了，雇不起人来闹啊。”记者说了“实话”。

　　“那我们就先垫上吧，但是这样我们的风险就大了，万一要不来钱，或者要来的钱不够开销就麻烦了，我们至少要一半，对了，情况怎么样？人大概什么时候死啊？”

　　记者惊愕之余说：“这个还不好说，什么时候死我决定不了，你的电话是多少啊？死的时候我立即通知你。”

　　“我的电话就算了，反正只要在医院死了，我就会知道，回来再说就是了，你赶紧先忙去吧。”

　　记者离开。

　　论坛帖子　令人震惊的赚钱方法

　　或许是受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索赔事件的启发，互联网上已经演化出借“死人”向医院讨钱的另一种版本。

　　前几日，记者在一家网站的论坛上无意中看到，有人发了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最新“赚钱方法”：如果你足够大胆，寻找一个吃不上饭的街头乞丐，趁其不注意蒙头把他打残，然后你把他紧急送到医院，在医院治疗后，你再想办法让他死在医院，然后，你再以死者亲属的身份向医院要赔偿金，一要一个准。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这个帖子后面的跟帖发言中，竟有人附和着，更有人跟帖说愿意尝试，并希望有人和他一起配合云云。

　　医院怎么在一夜间就成了某些人致富的唐僧肉呢？发帖之人也许仅仅是在开玩笑，但这样的心态让人汗颜，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效仿，后患无穷。

　　分工明确　“半个文人”专写横幅

　　“医院那个事，参与的人很多，我毛笔字写得好，我主要负责写标语。”淄川某乡镇医院“院长下跪事件”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记者有幸见到了当时书写横幅标语的人，此时，他正在饭店的一张桌旁发表着阔论。

　　记者了解到，这名男子是淄川区的一名农民，在他家附近的农村小有名气，因为他懂得给农村的牲畜看病，确切地说，是半个兽医。他小有名气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属于半个文人。“院长下跪事件”发生前，有人找到他，让他负责写白布横幅上的标语，当时分工很细，有专门负责和医院谈判的，有专门带领群众哭闹的，有专门研究病历寻找漏洞的。

　　愈演愈烈　死在医院就得赔钱

　　“一个本就有重症的病人，如脑溢血、心肌梗塞等，这些病人稍一激动或者动作过大，都有可能造成死亡，死在路上，死在自己的家里，亲人们除了悲伤之外，不会有别的想法。而相同的事情出现在医院，一旦被我们称之为医疗纠纷‘黑手’的人利用，那结果就是两重天，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向医院要钱。”一名医院负责人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无奈。他还告诉了记者一件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2003年3月，一肝病患者到某大医院住院治疗，经大夫诊治后开刀发现，病症已到了晚期，做手术无多大益处，经患者家属同意，将伤口缝合，患者随后被亲属接回家休养，一个月后死亡。

　　尸体火化后，在死者骨灰中发现一把烧焦的医用手术钳，死者家属立即到公证处公证，并称患者手术后一直疼痛难忍，肯定是医院在手术过程中，把手术钳落在死者体内，随后抬花圈、拉横幅向医院讨说法、要钱。医院调看了病人手术后拍的X光片，并没有发现异常，于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原来，这是一帮医疗纠纷“黑手”在幕后作怪，他们让患者家属在尸体火化的时候，故意在死者的口袋里放一把手术钳，借机制造“医疗事故”索取钱财。

　　医疗纠纷幕后黑手大调查之三

　　四条渠道挖掘情报　七大招数步步紧逼

　　“黑手”：操作模式有多黑

　　消息来源四条渠道

　　记者调查发现，医院这边有病人死了，那边就会有医疗纠纷“黑手”迅速介入，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一般的传播过程。那么“黑手”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的消息呢？

　　渠道一，有事没事游弋在医院门口的幽灵。有人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迅速赚钱的门路，在尝到甜头之后守株待兔，等待医院里传来死人的“好消息”，这是他们最常用的方法。记者曾连续多日在淄博市某医院门口暗访，多次验证了这一说法。一些人平时就在医院附近游逛，寻找着一切可能的目标，他们也偶尔会深入到医院医务科的办公区域探听虚实。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会在事情还没开始“闹”之前先期介入，并提供“指导性意见”，从而以亲属的名义“全权代理”。

　　渠道二，向“潜在目标客户”——患者家属发放“服务卡片”。这应该算得上“广撒网”式，但是效率并不高，很多患者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只能碰上一个算一个，碰上哪家医院算哪家医院。

　　渠道三，后期介入型。多数医疗事故都是突发的，今天还好好的病人，也许明天就因为某种原因死在医院，死者家属大吵大闹、情绪激动地向医院讨说法时，“黑手”们临时发现。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立即介入，而是要观察一下形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件医疗纠纷中，今天比昨天找医院要钱的人要多，人员也不一样的原因。在他们后期介入后，即使死者家属已经和医院达成了某种协议，“黑手”也会鼓动他们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于是，第二轮更加激烈、参与人数更多、更能击中医院要害的事件便发生了。

　　渠道四，医院有内线。“黑手”通过在医院的内线，一旦医院里有了“情况”，“热线电话”立即接通，“黑手”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我们真的很纳闷，我们把死者家属全部安抚好了，走法律程序或者协商解决，千万别出现堵门事件，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反复，花圈、横幅会迅速占领大门口。我听说有人为了早点知道医疗纠纷的消息，专门设有热线，接到一个给不少钱。”一家医院的医务科工作人员如此说。

　　操作模式七大招数

　　第一步，摇身变为死者“亲属”。“黑手”在得到消息后，他们一般会在第一时间与死者家属取得联系。一般情况下，死者家属此时正是最激动、最伤心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立即向医院进行索赔的想法，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做都很茫然。“黑手”的及时出现，以及他们的一顿鼓吹，立即为死者家属指明了“钱进的方向”。

　　随后，“黑手”会把自己的计划和方法向死者家属说明，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黑手”摇身一变，就成为死者的各类亲属。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一步里，前期的资金投入一般由死者家属拿，家庭比较困难的先由“黑手”垫付资金。一般“黑手”的收费是要来款项的10%—20%，先期垫付的部分在向医院拿到钱后扣除。

　　第二步，开始比较详细的分工。真正的死者家属，基本只需要在医院门口大吵大闹就可以，“另外的亲属”却要担负着各类任务：静坐、谈判、清点人数、买花圈、做横幅写标语、购买和发放食物等。

　　第三步，大量“死者亲属”围困医院大门。这些“亲属”的到来，都是明码标价的，到淄博市城区内的各家医院静坐，女的一天发给15元的“工资”，男的一天18元，中午轮流到医院附近小饭馆吃饭，或者发快餐盒饭一份。如果到市里以外的区县医院，基本价格都是10元，男女老少差不多。

　　第四步，“黑手”与死者亲属一起找医院协商。这个阶段，在医务科内拍桌子砸板凳是常有的事，外面大门口被堵，里面办公室也在闹，整个医院的秩序此时基本打乱，内忧外困之下，一些医院只能就范，选择赔钱息事宁人。

　　第五步，对于“顽强”医院的极端作法。不是所有的医院都逆来顺受，一些医院坚决不低头，一切按照法律程序来走，这时候，“黑手”亮开的杀手锏就是打人、砸东西，制造更大的影响，逼医院就范。

　　第六步，扬言把某某院长的家给砸了。走完前五步一般都会有个结果，一般医院到这个时候都被折腾得差不多了，“死者家属”开始扬言要把某某院长的家给砸了，要把某某主任的腿打断，要让某某医生不得好下场……能挨到第六步才“交钱”的医院是少数。

　　第七步，分钱。分钱是有讲究的，举例说，死者家属原心理定位是10万元，结果要来的钱也在10万元之内，那“黑手”就按照10%—20%的比例进行提成。如果要来了15万元，多要了5万元，多出的部分如何分配？又有两种方式：其一，“黑手”全部拿走多出10万元的部分，不再拿10万元中10%—20%的提成；其二，超出10万元的部分，“黑手”按30%—50%的比例拿，10万元中10%—20%照拿。

　　无奈医院的最佳抉择

　　这又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发生在2005年的六七月间。

　　这是一家大医院，这次出动的“死者亲属”更多，有200多人。

　　而且令人更加难以理解的是，同一天，发生在医院的堵门事件，在淄博市淄川区，有3家医院同时上演。规模也是有大有小，规模大的医院“死者亲属”来的就多，规模小的医院“死者亲属”就少。

　　医院大门被堵，3家医院作出的第一反应几乎一致——与“死者亲属”谈话、疏导人群，但双方一“接火”，医院就立即在“钱”字上败下阵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吧？在没有证明医疗事故之前，我们没有义务拿那么多钱给他们，再说了，就算是医疗事故，赔偿也有个原则和度的问题，也不是随便给。”一家医院的部门负责人事后说。

　　120急救车被堵，无法对外面的伤者援助；进出医院的车辆被堵，医院已经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这家大医院再也沉不住气了，同行医院发生类似事情的经验表明，妥协只能损失更大，但是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堵门，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骚乱，那样将是无法收拾的局面，造成的损失也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医院立即作出一个后来被认为非常明智的决定：向区、市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紧急汇报，请求帮助解决问题。

　　很快，有关部门和领导权衡事态之后，紧急组织人员来帮助维持秩序。刚才还“热情高涨”的“死者亲属”们立即被这气势震住了，领头的几名“死者亲属”一看形势不对，立即收敛了很多，一声令下马上“收兵”，一番闹剧在还没来得及出现高潮便结束了，这家医院后来为此庆幸不已，因为在医院现场之外，还有很多“死者家属”等待“增援”。

　　而同一城区内的另两家医院，已经招架不住“投降”了。“无论是不是我们医院的错，也无论这个错的大小，先给钱吧，这样闹医院怎么活？怎么正常工作？其他患者怎么想？几十号人扛着花圈打着横幅堵在门口，任何一家医院都受不了，还是交钱免灾吧，其他事情以后再讨论。”两家医院均支付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消灾费”。

　　（根据记者多次从“花圈、横幅堵门事件”现场调查来看，医院幕后的“黑手”，博山区至少有一帮，淄川区至少有两帮，张店城区至少有一帮。“你可以去淄博所有的区、县医院采访调查一下，几乎都受过这样的伤害，有的时候，真是医院的责任，是医疗事故；有时候，真的和医院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是医疗事故，那也要分级别，到底赔偿多少国家都有规定。你说，医院有故意想把人治死的吗？他们这些人一搅和，别的都不用想了，就等着掏钱吧。”一名深受其害的院长说，“听说这些人有时候还搞联合，有时候怕医院认出来，就交叉进行。唉，不明真相跟着吃饭、起哄、挣钱的人一喊一大片，谁有办法？”）

　　探究“黑手”前世今生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黑手”更热衷代死者家属向医院讨钱，对于没死人的医疗纠纷，他们参与的不是很多，但只要参与了，效果都还不错——因为他们省去了抬花圈、扯横幅堵门等事情，而是直接去找医院有关部门，一边协商一边恐吓动武。因为数额不大，医院在协商后一般会给钱。

　　无论哪种情况，走法律程序进行各项鉴定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家属就采取直接找医院索赔的办法。医院为了息事宁人，或者为了掩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责任，就同意私了，以做到尽量不扩大事态和损害自身形象。这种办法对病人家属来说很有效，时间短而且拿钱快，有时候还能多拿到赔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代替家属要钱的“黑手”就浮到了前台，应运而生。时不时出现在医院门口的堵门事件，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手”们的杰作。

　　“医疗纠纷、‘黑手’等问题的实质，是法律上对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清，患者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途径不明，社会医疗制度中，风险防范即保险制度不完善。对故意借医疗事故之名强索医疗机构钱财的‘黑手’，没有有效的办法制裁。”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王凡晓律师说，“在医患纠纷中，人们一般把医院想当然地看为‘强者’，从而常常忽视了医院的利益，这也就是‘黑手’存在的一个大环境，只要说是死者家属，好像一切就有理了，只要人死在医院了，就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即使说了也没人相信。”

　　王凡晓认为，“黑手”的出现还反映着一个反向歧视问题。所谓反向歧视，就是指由于不加限制地强调保护弱者，从而实际上对“强者”一方造成不公平的结果。“黑手”出现在医疗纠纷中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对这种假借患者家属名义强索钱财，并收取“好处费”的做法，应该受到严惩，更应该引起各家医院的注意。

　　还要提及的是，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和心理也对医疗纠纷有影响，比如“要想富，做手术，做了手术告大夫”，别以为这样的顺口溜无碍大局，“黑手”的出现，使医疗索赔额有越抬越高的趋势，在很多时候，某某医院上次赔了多少万元，将成为下一个“黑手勒索案”中“索赔的依据”。

　　据资料统计，近年全国各地高额医疗赔偿的诉讼明显增多，最高已达1300万元诉讼标的，其中，有的属于医院无责任纠纷。

　　医患双方的博弈

　　患者对医生一直是尊敬之下的小心翼翼，唯恐医生不耐烦，不小心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而医生呢，面对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也开始小心翼翼，开好针好药没事吧，可患者承受不了；不开吧，将来出了事，又会被质问为什么不给使用更好的药物治疗，以致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所以在很多时候，医生的表情是麻木的。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时，这种状态是相对平衡的，但这种平衡却有很大的虚幻色彩。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患者对医生的尊敬（但并不是信任）是基于：第一，他是个医生，我有求于他；第二，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加上医药费很高，患者对医院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采访中有多名医务人员向记者再三解释，医疗服务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服务的特殊服务——它既服务于躯体，也服务于精神；既服务于生命的每一阶段，也服务于从出生到临终的生命全过程，甚至已发展成为从生前到身后的“超生命全程”服务。医疗服务的对象也是特殊的——接受服务的大多是痛苦中的病人和情绪焦虑的患者家属。因此，当你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时，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容易被病人千恩万谢；但如果你的服务有缺陷，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也最容易受到指责。

　　医疗服务是一种面对无数未知领域的高风险服务，有其不确定性。据统计，即使在发达国家，临床医疗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敢保证不误诊、不漏治。作为发展中的科学，人们至今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寻找解除疾病的办法，即使医学家开始从基因水平认识疾病，人类对癌症、艾滋病等仍没有根治手段。另外，就是常见病，个体差异也会引发一些医疗意外。在采访中，一位老医生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利福平”的故事。“利福平”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四种抗痨药之一。资料显示，该药的过敏发生率仅为十万分之三。然而，这样小的几率却让江西一名肺结核病人摊上了。因对“利福平”过敏，该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结果，因一起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发展为刑事诉讼，感到万分冤屈的经治医生2004年4月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医疗事故罪”逮捕。

　　医疗服务还是一种“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服务，它面对的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若干年前，当“看病难”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抱怨时，两个产妇挤在一张病床上也会觉得“幸福”。而现在，人们希望医院有适宜自己的更好的软硬件环境。对医疗效果过高的期望值，加上对医疗高风险的认知缺乏，许多病人与医院的纠纷就因此引发。

　　医疗服务特殊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政策性”的。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医疗机构担负着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控制医药费用双重任务，成为各方利益冲突的交汇点，社会各方面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关注程度、监督力度不断加大。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