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夫人萧珊去世后，巴金每月都要去探望岳父，并送生活费。巴金要转换几次公交车，穿过大半个上海才能到达。即使他已经70多岁，腿脚不灵，但依然挤电车前往，几年如一日。后来马路上的出租车多了，他就乘出租车去。

    巴金如此勤恳地为岳父送生活费，却在早些年固执地 不给四川老家寄钱，很多人因此对巴金颇为不解，认为巴金“不顾家”。1931年，巴金的大哥因为投资金融业破产在成都服毒自杀，他三哥来上海找巴金商量分担老家生活费的事。巴老说“我对三哥说，我说过不管家里的事的，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话。”其实，当时巴金电汇了100元钱回去，但对“家庭以后的开支”就不管了。外界都以为这是巴金恨家的缘故，其实不然。

    巴金曾在1932年写的小说《在门槛上》借主人翁的口吻说：“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这是指祖父当家时的封建专制的大家庭，并不是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组成的这个家。当时在巴金的心目中，还留着10年前成都老家那些讲排场、挥霍浪费的景象，他憎恶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不肯给家里寄钱。“有人说不理解，我怎么会对家的态度那么激烈。其实，我并不是对我自己的家，是对旧封建社会专制的家庭。”巴老曾后悔地说。

    1940年后，巴金了解了成都老家的实情后，就接替三哥，负担奉养继母，供给侄女们上学深造的费用。陈统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