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独立民意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个人乐观指数调查结果显示，5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个人状态在过去5年内得到了改善，76%的受访者对未来5年生活质量的继续改善持乐观态度，这两项比率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均位居首位。然而，当调查要求受访者为自己目前的生活打分，57%即使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中国人 ，也只为自己打了4-6分(满分10分)。(11月18日《环球时报》)

　　对过去满意，对将来憧憬，而现在却感到几分惆怅———我国城市居民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生活观着实令人深思。社会学家认为，经济收入的多寡是个人快乐与否的决定指数之一。与半个世纪前相比，我国国民的财富几乎翻了好几番，但为什么民众并没有像预期的一样快乐有加呢？是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收入”并不严谨，真正与国民快乐挂钩的是“相对收入”。

　　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非常浅显，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工资与父辈当年的工资做一比较，来说明谁更快乐；相反，一个农村做小生意的老百姓，会比其他乡亲更容易感到快乐。这便是“相对收入”最通俗化的实证。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较早用相对经济地位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他认为相对收入———人们内在化的生活期望标准———才真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说白了，就是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参照物”应该选取得当。

　　我们在谈论个人可支配收入时，常忽略物价水平这一因素，20多年来我国物价一路飙升，上海房价自2000年开始上涨，4年翻番，杭州更是惊人，3年涨一倍，而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却是徘徊不前。而每当房价有所回落的时候，一些专家便出来发出“谨防通货紧缩”的警告，问题是即使经济活跃无比、总量不断增加，也并不代表着民众福利的同步增高———这或许是百姓感到惆怅的主要原因之一。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相对收入”的多寡，才是我们是否真正快乐的决定因素之一。再拿佩尤研究中心个人乐观指数调查来言，美国民众对过去的状况并不太满意，对将来也持一定的忧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现在生活的快乐程度，因为居民的“相对收入”比原来相对，有比较大的增长，而诸如劳动保障等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又进一步滋润了民众们的心田。这与我国的状况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匮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关注。当然，国民的乐观与否，还与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这样一种说法———国民福利的持续提高才是一国经济健康增长的根本保障，也是让人们真正感到快乐的唯一动力。（东方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