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是在一个值得大家关注和期许的时候就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前任请辞震动全国、建行股改迫在眉睫……

　　郭树清也是在一个充满悬疑的时机走到中国金融改革最前沿的：改革能否成功？上市能否实现？……

　　建行在港上市，喝彩声中，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定价是否合理？引进战略投资者值不 值得？国有资产流失没有？……

　　“疑问是件好事，反映了人们对金融改革的关心！”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履历，培养了郭树清稳健、严谨和勇于面对的风格。“这样，人们可以有机会了解更多建行上市的幕后新闻。”

　　坐在建行总部22楼郭树清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谈话从人们的一个个质疑开始。

　　筹资700多个亿，赚了还是赔了？

　　质疑一：建行上市的超额认购那么多，说明这样的价格卖便宜了。定价时，建行充分考虑巨大的网络、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了吗？ 　

　　记者：金融界称，建行上市是全球资本市场近年来最成功的一次公开发行，但也有人反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树清：最新情况是，经过一段平稳运行之后，我们的股价开始上升，价值约12亿美元的超额配售成功实现，总的筹资额达715.8亿港元。每股的市净率为1.96倍，市盈率为14.7倍,达到甚至超过一些国际最先进银行的即时交易价水平。

　　建行上市后交投活跃，但绝大多数交易围绕着发行价，没有暴涨暴跌。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们怎么能对市场估计得这么准确呢？我开玩笑说，我们使用了每秒100亿次的计算机。天时、地利、人和，多种条件汇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个结果。

　　有人说，我们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价格超过汇丰银行、美国银行没有道理。确实，在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行机制方面，我们与国际一流银行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是不利因素。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潜力世所罕见，我们银行业的增长前景胜过外国同行，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我们已采取的行动都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我们定价的有利因素。只要把两类溢价因素都考虑清楚，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记者：建行的股价可以卖得再高一些吗？

　　郭树清：这次建行股票的香港公开认购超过40倍，国际机构超过9倍，市场反映热烈，但远不是最高水平。我们提过两次价格，投机的空间已经很小，不可能像某些朋友想象的那样，提到只剩一倍多认购的程度，那样就很可能流盘、失败。

　　资本市场的规律是，当大家认为你定价较合理时，可能有许多人来下订单；如果认为你不合理，可能连一倍都保证不了。

　　至于建行的无形资产，当然不会遗漏。招股说明书修改几十次，路演会见了几百家机构，还有几十家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的专业分析师各自独立写出研究报告，可以说把我们每项长处和短处都翻腾了许多遍。我们不可能也不打算改变所有人的看法，但必须保证让投资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客观的图景，怎么评估、怎么判断是每个参与者自己的事情。就这一点而言，我感到十分满意。

　　美国银行：占了我们多少便宜？

　　质疑二：对美国银行来说，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卖得太便宜了。建行在国内拥有网点1.4万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为12%，花20多亿美元就堂而皇之的进来，等于让美国银行坐享红利。

　　记者：美国银行和淡马锡这两个战略投资者入股建行时的价格都明显低于公开发行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占了我们的便宜，或者说我们把建行给“贱卖”了？

　　郭树清：美国银行入股的市净率是1.15倍，也就是说我们1块钱的净资产卖了1.15元，卖给淡马锡的价格更高一些，为1.19倍。初一看，这与发行价市净率1.96倍相比，差得很多，但只要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这两个价格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中介机构和投资者一致认为，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仅就转让价格而言，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特别是考虑两家机构还承诺以公开上市时的价格买入一部分股份，平均算下来，更要高出许多。

　　不少国际金融人士，包括欧美、香港和台湾朋友，都对我们的谈判能力赞不绝口。我们的团队接触了许多潜在的战略投资者，对所有可能涉及的问题都做了全面深刻的了解，他们尤其精于计算。坦率地说，我有时甚至有点担心他们过于精明。

　　记者：有人说中建两行在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协议中，有我们对外方单方面的担保承诺，还有的条款似乎也是对外方比较有利，这是怎么一回事？

　　郭树清：这是一个误解。在协议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常常为一个细枝末节争得天昏地暗。

　　就建行的情况来说，谈判将近完成时，外部审计师还没有对2004年的财务报告正式签字，外方就提出，能否让我们保证有关建行的财务数据是完全真实的，如果将来发现有虚假并造成一定数量的损失，且经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定后，须给予赔偿。

　　你卖东西，怎能不敢说你的东西是真的、好的？当然，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让他们自己去查账，这样一来，时间就会拖得很长，代价就会增加，上市就可能拖后。市场瞬息万变，错过好时机，代价可能以百亿计。所以，事情的本质是，我们用一个发生概率几近为零的赔偿承诺，为国家和发起股东换来了实质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个担保在上市之后已不再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了。

　　外国资本会逐步控制我们的国有银行吗？

　　质疑三：国外资本入股中国的银行，除了追逐利润外，更长远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外资银行进入我们的银行后，将轻而易举地掌握国有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将来打败我们。

　　记者：确有人担心，建行以全流通方式上市，可能会导致外国资本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或者国有控股地位下降。你以为呢？

　　郭树清：全流通的方式符合国际惯例。建行以全流通方式上市，显示了我们在国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上与国际接轨的决心，也成为H股市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良好开端。

　　按我的理解，首先，国家会对主要商业银行保持绝对控股地位，这个方针不会改变。其次，建行的大股东，无论是汇金公司，还是美洲银行、淡马锡，都有持股的锁定期，与一般的投资者不同，不是他们想卖就卖的，市场不会因全流通而剧烈波动。第三，最大的外资股东美国银行已经声明，其在建行的股份最高为19.9%，这已写入合作协议，而且受法律约束。

　　现在我们的股权结构情况是，海外机构和个人持股占25.75%，国有控股占74%以上，即使以后美国银行行使期权再买10%左右，国有控股仍将在60%以上，占绝对优势，不会发生外资银行占据主导的问题。

　　记者：也有人说，外资银行入股后，为明年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后打败我们提供了利器。有这种可能吗？

　　郭树清：就建行而言，我不认为有哪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上打败我们，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们的弱点，外国银行不用花钱入股就很清楚，何谈隐瞒？商业秘密是另一回事，董事自然会知道其履职所需的信息，但他必须依法承担责任，至于大量的客户信息，我们不仅没有义务向投资者提供，相反还会严格保密。如你所知，两家战略投资者不派人参加管理层，他们还正式承诺，不从事与建行竞争的业务。

　　国有银行不上市能不能搞好？

　　质疑四：中国的金融企业改革难道只有出售、上市一条路吗？如果像建行这样业绩优秀的“经济命脉”型大企业纷纷赴境外上市，中国证券市场就可能面临空心化和边缘化的危机。

　　记者：国有银行改革是不是一定要上市，是不是一定要在海外上市？不上市就搞不好吗？上了市就一定能搞好吗？

　　郭树清：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讨论，严格地说，这些问题很难有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回答。

　　但是，根据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像我们这样的银行就不会有出路。国有银行挂牌上市，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市场、媒体监督加上成千上万股东的监督，可以催生公开、透明、正常的激励约束机制。

　　毫无疑问，只要能有同样有效的机制，不上市也可以搞好。但是，靠一个政府部门或几个政府部门来管银行肯定是不行的。过去说，搞好企业关键是选一个好班子，问题的关键是怎么选，特别是谁来监督谁来纠错，怎么防止其丧失生机和活力。

　　当然，上市只是提供了一种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上了市也搞不好的企业屡见不鲜。所以，上市是建行改革发展的新契机、新起点，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记者：建行明确承诺派息率达35%到45%，而在国内上市的国有企业很少向国内投资者承诺派息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郭树清：全部利润都属于股东。上市公司不全部派息，留下来用于再投资、再发展，形成的资产增值同样属于股东。不能把不分红或少派息看成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派息政策同样要考虑许多因素，最重要的是要在长远发展、股东即期回报，以及眼前利益之间求得平衡。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身实际，在不同阶段制订不同的股息政策，派息水平自然也会有高有低，不可一概论之。我们的政策是反复研究论证的，符合建行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所有股东的利益。

　　中国现有的银行既不是金山，也不是废墟

　　质疑五：中国的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正在争先恐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争取海外上市的银行，实际上是将巨额财富拱手送到境外。

　　记者：最近，随着国内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期限越来越近，国内银行改革上市的步伐在提速，外国资本进入的步伐也在加快，银行业的新一轮改革浪潮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郭树清：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已经27年了，金融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时至今日，金融业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机制转换落在后面，包袱非常沉重。不把金融体系整治好，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可能中断，甚至可能遭遇危机。

　　金融的性质决定了其改革又十分复杂。特别是像建行这样的全国性国有大银行，拥有1.5亿个储户，为绝大多数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提供服务，一旦经营不善，陷入困境，后果会很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金融改革。

　　十几年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和开放结合起来。中国的银行不开放，不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自己搞好，但时间上可能要更长一些，效率上可能会更低一些，中间的不确定性就会更大一些。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加快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改变“官商”文化，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

　　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现有的银行既不是金山也不是废墟。如果不真正从机制上脱胎换骨，那么国内许多银行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不能够为正值，反之可能为负值。一个负价值的企业或行业，股票是发不出去的，更谈不上卖得贵了还是贱了。新华社记者 谢登科